雷建锋

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后，中国国内也很快对其高度关注。而且大家还建言献策，探索如何构建我国的软实力。软实力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别过于强调软实力，否则会适得其反，对我们的内政与外交产生不利影响。

实力就是使其他行为者调整自身行为以满足你所需要的能力。实力目标实现的途径有三：强制，即大棒政策；援助，即胡萝卜政策；吸引，即软实力。换句话说，软实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国际威望。要讲软实力，首先先看硬实力（hard power），或者说物质性权力。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越强，则软实力就强。我们经常谈及美国的软实力、欧盟的软实力，而很少谈及肯尼亚或利比亚的软实力，也很少谈及瑞士或者新加坡的软实力。甚至很少说中国对于欧盟和美国的软实力。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虽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有了很大发展，但依然与西方有不小差距。中国的软实力也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才有意义。

历史上，能对他国产生吸引的国家无一不是硬实力强大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肆虐之际，苏联不但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希望之乡，也是很多西方国家人民的避难之所。苏联驻美使馆外经常有申请去苏联签证的长队。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的强大国力，更使苏联软实力达到顶点。强大的硬实力，使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政治军事大国。虽然70年代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对其软实力有所影响，依然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吸引力。二战结束初期，苏联模式的潜力依然强劲，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视其为致富图强的必由之路。同样，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表明，中国模式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赞同和学习。

因此，不能将软实力和硬实力或者说物质性权力和精神性权力分割开来。否则，软实力就会变得虚无，软实力建设就会失去正确方向。归根结底，软实力的实现还是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基础。如果不在硬实力上下大功夫，而总想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一则可能性非常小，二则就是一时侥幸“忽悠”住别人，也不能收到长久之效。软实力之于硬实力类似商品价格之于商品的价值，商品价格总不能偏离价值太远，软实力的高下也不可能偏离硬实力太远。约瑟夫·奈认为布什政府浪费了美国的软实力，但是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的软实力又逐渐恢复。

要有软实力，首先要让本国人民满意，而不是外国人满意。本国人民不满意的软实力自然不会对其他国家和人民产生吸引力。一个人在家庭不能让家庭成员得到基本温饱，而要邻居效仿则根本不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在国内胡作非为，不遵纪守法的人，在国外却能以君子之风让外国人“高山仰止”。对于判断我们改革开放成败得失，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立足点还是中国百姓的满意度。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不能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不能实现基本的正义与公平，国家没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精神风貌，而想通过软实力建设吸引其他国家，结果可想而知。

戈尔巴乔夫主政后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好评如潮，出访每每都受到热烈欢迎。但是戈氏在国内声望则非常之低。苏联突然解体成为这种反差的注脚，其软硬实力在很短时间内一落千丈。这个教训非常生动地说明，软实力建设首先是应该是国内老百姓得实惠，其次是外国人的喝彩。而绝不能是相反。▲（作者是外交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