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　明

我是留守在村里的惟一一名高中生，即使学历更低的年轻人，也都去城里打工了。我曾跟我表哥去了一次深圳，一出火车站我们就走散了。四周都是人，广场上每隔几分钟便有一辆警车开过，警车上站着凶猛的警犬，它的目光让我感觉卑微。那一刻的惊慌使我对异乡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我回去做了村主任助理，除了偶尔帮主任起草去镇上开会的发言稿，最重要的工作是帮乡亲们读信写信，然后去映秀镇上发信收信。尽管少数人家有了电话，但是老一辈人们还是习惯用书信跟远方的亲人沟通。年轻人大多数在广州、深圳或上海打工。每周一，我徒步一个小时去山下的映秀镇取信，将信件装入大大的帆布包，有时还有包裹与汇款单。

远远地，便可以看到村办公室门口站着许多老人。每逢周一，他们会不约而同地站在这儿晒太阳，没有人说来等信，但我知道他们每时每刻地关注着村里通向山下的那条惟一的沙石路，希望看到路的尽头背帆布包的青年。

这一天会过得很快。我用剪刀仔细剪开信封，让它们看上去像从未被开启过的。信件被一封封地阅读，大家在我周围，或站或坐，没有哪个人会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们都出去。快乐是大家的，痛苦也是大家的。

第二天，陆续有人来找我帮他们写回信，有时候会带来刚摘下的橘子或煮熟的鸡蛋。回信的时候，身边站满了同乡，有时候还帮忙提醒一句：“你家母猪下了12只小猪，这么大的喜事，你咋不说哩?”那些很久没接到信的乡亲，则更积极地催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