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藜

朋友来访的时候，已经接近了气急败坏的尾声。一周之内遇到两件“触霉头”的事情，让他有些“气急”，而“败坏”的缘由，则是自认为“素质”不错的他却无法通过讲道理来解决争端。

一件是机场托运的一个纸箱被整齐地撕出了一个长方形口子，恰占底部一半的面积；另一件是一个月前更换的手机手写屏再次出现问题，结果对方却死不认账。一个是代表最发达的现代企业，一个是最传统的手工作坊(尽管是在大型超市中)，让朋友失望的就在于，二者“似乎都不太讲理”。

据“讲理”的朋友说，机场方面的“不讲理”表现在他们只能说“非常抱歉”，但“有可能是运输过程受潮的自然事故”；那个手艺人的“不讲理”则是直接推诿说“谁知道你是怎么用的”。朋友的回应之道是：对机场方面承认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凭“常识”看，“如此整齐的撕口会是自然发生的吗”；对手艺人最后脱口而出的则是：“这么说，你的良心同意吗?”

建立在“常识”和“良心”上的道理，似乎都不是“硬道理”，结果分别是机场给重新包装了一下，后者只好自认倒霉。

依据相交多年的了解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朋友的话大致可信。不过也笑他太迂阔，“书生意气”：你要解决问题，不是为显示你多讲道理——为何不打消费者热线呢?朋友顿了顿说：即使消费者热线能认真对待，他们不是也得靠讲道理解决问题吗?

我一时语塞。是啊，官方或法律介入的时候，就需要证据，这些年让我们起耳茧的告诫，无非是消费者要学会“保护自己”，要时时留心保留下法律解决的“证据”；——姑且不论这样像律师一样地活着有多累，能解决多大问题，恰如朋友所言，这也终究是以证据来讲道理而已。那么，为何我们不能以更简单的方式，比如“常识”和“良心”，来讲道理呢?

纯粹从“道理”出发，朋友的话并非无懈可击。在世界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机场和手艺人的话的确也未必不会构成一种可能性，反过来就是说，“常识”未必可靠，各人有各人的“良心”，“良心”与“良心”之间，有时相差何止千万里?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还有没有、需不需要坚持，那些普遍的价值?——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

顺着便想到，为何一定要讲道理呢?这样想时，身体忽然一阵发紧：朋友曾说，“气急败坏”之后，他最想做的，就是朝那个机场职员和手艺人脸上，狠狠地揍上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