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叶

那天晚上，散了很久的步，回到家倒头就睡，连手机都忘了关。正睡得不知所以，突然被手机铃声吵个半醒，我没睁眼睛。任它响。第二遍铃响的时候，我被迫彻底清醒，拿起电话。来电显示是同学Z的手机号码。看看表，已是凌晨两点。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莫非是出了什么事情？我连忙接通，还好，耳边传来他正常的声音。

“喂，你睡了吗？”

“已经醒了。”我说，“什么事？”“是不是有些打扰你？”“没关系，反正已经被打扰了。”我开玩笑，“有事就说吧。”

“我没什么事。”他说，“就是睡不着，所以想和你说说话。”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噢。”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不过立马就开始愤怒。睡不着就找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陪聊的吗？我气不打一处来。不过，再想想，也就算了，毕竟是死缠烂打过三年的同学。虽然彼此一直都有默契，属于他是我的青衫之交我是他的红颜知己的那种，却也不是经常找我。而且，或许他还有什么苦衷没有说出来，另外，我毕竟也已经醒了。 在我舒缓愤怒的空当里，他似乎也在犹豫。终于，他又开口了：“你丈夫不在家？”“不在。”我说。心想幸亏我丈夫不在家，不然这电话来得还挺不好解释呢。“那我就放心了。”这个笨家伙老老实实地说，“我说的放心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怕打扰他，也怕他误会。”他的言语在停顿中跳跃，“我知道自己不该打这个电话，这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太不礼貌……”

半夜打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唐突行为的本身道歉？他的啰嗦，让我差点儿笑出来。我想起来那个经典的段子。一位护士叫醒了正在酣睡的病人，原因是病人该吃安眠药了。

“可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他接着说。“没关系。”我说，“真的没关系。” 我们都沉默下来。我突然感觉非常难过。我真的已经不怪罪他了，可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做才能安慰他，怎样做才能让他相信我对他的打扰真的已经毫不介意。是的，不过是说说话。此时此刻，我愿意相信他的目的就是这般泉水一样的单纯。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似乎不太相信自己轻易就能获得同样单纯的理解和接受。难道为了饮下这口单纯，我们仅仅掬水入唇还不够，还必得披荆斩棘搬石头去寻找那个十万八千里的泉眼？还必得在说话这个词周围加上一些前缀或者后缀，搞出一堆复杂可笑的定语或补语？难道这样才能给语言环境创造出习惯的安全感？—难道我们必得如此？

我突然想起央视“艺术人生”的一次访谈中，主持人朱军问彼时还单身的演员王志文：“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王志文想了想，说：“就想找个能随时随地聊天的。”

“这还不容易？”朱军笑。

“不容易。”王志文说，“比如你半夜里想到什么了，你叫她，她就会说：几点了？多困啊，明天再说吧。你立刻就没有兴趣了。有些话，有些时候，对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说了。找到一个你想跟她说，能跟她说的人，不容易。”

是的，这很难。或许你人缘不错，和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甚或是骨肉交融的爱人，你也未见得想什么时候说话就和他说话，什么时候想和他说话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紫陌红尘，熟悉的容颜千千万万，通讯录上的名字万万千千，有几个人能让你有这样的安然和把握，去随时随地畅所欲言?

终于，我和Z开始聊天。聊的多是同窗时候的事。他讲我的课间操姿势如何不标准，我讲他如何和同学拉起椅子打架，还聊到某位男同学一次吃16个馒头，某位女同学在愚人节那天同时给两个男生写情书……他居然还记得我和一位语文老师的过节：那位语文老师讲课很无趣，我不爱听他的课，一次，故意设圈套问他每位老师讲课是不是都有自己属意的特点，他说当然如此，我问他你的风格是什么，他自谦说自己没有风格，我连忙做恍然大悟状，道：原来没有特点就是你最大的特点啊，怪不得我这么不喜欢听你的课呢。

寂静的深夜中，我们哈哈大笑。Z感叹道：“那时候我就惊奇，怎么会有这么直率的人，心透明得像玻璃一样。”

这是他能够在深夜把电话打给我的原因吗？ 他也说起了自己现在的一些事。身在仕途，看起来是一条大道往前奔，但他的感觉常常却是迷茫的。他说他几乎每个深夜都不能自然入睡，心里空落落的，时不时地会涌起隐隐的痛楚。他和我一样，都做过几年教师，后来阴差阳错地入了官道。“我常常想，其实自己只是适合当老师的。”他说。 那次聊天，聊了一个半小时。他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他说他怕我累，我说没关系。于是又聊了几分钟，他的声音开始倦怠，我才蓦然明白：他累了。其实我也累了。他问我累不累是想以关怀我的名义结束这次聊天，而我说不累则是为了让他的孤独释放干净。总之，因为客气。我们都没有说出完全的真话。 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见人就问好，分手道再见。我们喝汤不出声，嚼食不露齿。我们长裙折扇形容淑女，西装领带装扮绅士，下出租车等待门童护顶，进别人家首先乖乖换鞋—我们用常规行为来展示文明，用琐碎细节来约定教养，用这一切来衡定所谓的素质，水准，乃至生活质量。在这种指数越来越高的生活质量中，再亲密的人也有了顾忌，再相知的人也有了猜度。而这些顾忌和猜度漂浮在社会生活的表面，恰恰就是人人称许的礼仪和规矩。 我突然有些感谢Z。想想，在重重的铠甲之下，他能够拨响这个深夜来电，该经过多少次的犹豫才会付出这份勇气啊。他肯定想了又想：她丈夫是不是在家？在家会不会给她带来麻烦？丈夫不在家的话她会不会自作多情？她误会了又该怎么办？电话结束之后，他多半还会拷问自己：我怎么可以这么发疯？我是不是神经有什么毛病？要不然怎么不仅睡不着还往她家里深更半夜地打电话？—更加混沌，更加繁赘。而他的初衷，不过是想和我说说话。他不过是想在无边的黑夜里，找个无关利害的人，说说话。

我们的心，我们最真实的那颗心，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相信你有，他有，我当然也有。但是身体和身体能碰见，眼睛和眼睛能碰见，唯有心和心，总是碰不到面。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的渠道。即使偶尔有汩汩的清泉从深山流出—如这个夜晚Z的纵情来电，也很难抵达我们的手掌。因为在它经过的地方，龟裂的缝隙已经几乎把它尽数截流。

后来，Z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以他官场多年积留的秉性，我想，他很可能会把这个深夜的电话视为自己的一次失态，一个把柄。或许，他还会为这个电话多次后悔和自责。但我非常想让他知道的是：我很怀念那次不速之电，我觉得那个夜晚我们之间的聊天，是和他认识这么多年来—最纯净和最美好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