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伟

企鹅与麦肯森

2005年，我访问英国，日程安排中有拜访企鹅出版集团，我一直对企鹅的经典黑皮书系列非常感兴趣，它不仅有品味，而且畅销。在出版界，畅销书与长销书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可能偶然碰上个把本既畅销又长销的书，是很不容易的，而企鹅经典不同，多年来一直把两者结合得很好，并且行销全世界。

我们如约来到企鹅出版集团，在门口见到一位头发几乎全白了的长者，看不出有多大年纪，但肯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年轻，这是我的经验。陪同告诉我，这位就是企鹅出版集团的CEO麦肯森先生。我吓了一跳，心中的诧异肯定已经挂在脸上，麦肯森先生一边问候一边引领我们上楼，我心想，这么大集团的老总居然亲自到门口来接我们，真让人感动。陪同说，麦肯森先生是“空中飞人”，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处理业务，这次是专门在伦敦等我们的。

麦肯森先生详细介绍了企鹅出版集团的组织结构和营运模式，我谈到企鹅经典黑皮书系列，麦肯森说已经出版了1000多种，但其中只有七本中国书，我希望在这个系列中能有更多的中国图书出版。麦肯森说，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2007年，麦肯森先生在成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专家顾问后，得知我将参加这一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就约我在法兰克福见面。据北京办事处的海伦女士说，她定的这家餐馆是法兰克福最好的，需要提前半年预定，麦肯森先生的隆重，再次感动了我。近两年，企鹅出了不少中国书，其中最著名的是花10万美元购买《狼图腾》版权，创下中国版权输出之最。这开先河之举，对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具有导向意义。此后，才有了于丹的《论语心得》版权卖出10万欧元的新高。

麦肯森不仅是个优秀的出版人，经营者，还是个好父亲，2007年他出差的日子大为减少，是因为他的女儿希望多和父亲在一起，我因此而想到我的女儿，她与麦肯森的女儿年龄相仿，2007年已经考上大学。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对妈妈有过特殊要求，也没有因为她影响过我的工作，职场上，我应该是个称职的公务人员，但是，我算个称职的母亲吗？当我意识到应该给予女儿多一点呵护和关爱时，她已经长大了，就像我意识到应该给父母多一些孝敬时，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和麦肯森交流做家长的心得，中西方的差异就显现了，这恐怕要专文讨论。

2008年麦肯森先生与其母公司培生集团的老板一起再访中国，我们又一次见面，这次我做东。席间我们谈到企鹅与中国的合作，也谈出版的趋势，麦肯森侃侃不绝。刚刚访问过的一个地方，堂堂麦老板只是愣愣地做了陪客，几乎一直是在听自己的老板和对方的老板在说话。“好闷啊！”麦肯森无奈地评价刚才的会见。当然这是笑话。

麦肯森是一个很智慧的人，对出版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出版的“走出去”持欢迎和帮助的态度，在他的领导下，企鹅不仅自己积极寻找适合外国读者阅读的中国图书，还参与翻译培训等解决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瓶颈问题。

贝塔斯曼的高官

为什么要写贝塔斯曼的高官或高管？因为交道较多，朋友也多。这个巨型的媒体集团，或叫王国，应该排在世界传媒巨头的前五位之内。

我认识的第一位贝塔斯曼的高官是马克思，和我们敬仰的伟大导师同名。2006年夏天，在《中国读本》的发布会上见面，虽简单的几句交谈，我记住了他。因为听得出来，他对中国有感情，对传播中国文化有兴趣，对出版业务很内行。没过多久，我随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美国，马克思先生希望我们在纽约见面，谈谈有关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事情。此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成立时间不长，各项工作都在推进之中，很需要听听国内外业内人士，特别是像马克思这样的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外国专家的意见。顺便说一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项目，旨在通过提供翻译费的方式资助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优秀的中国图书，让国外读者读到更多、更好的中国图书。这个项目与国外出版机构会有许多的合作机会。

因为不是出版代表团，所以我们的见面不在日程之内，加之代表团在纽约的时间有限，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张，几经商量，决定在我到达纽约的当天见面。让我感动的是，贝塔斯曼对我和马克思的见面非常重视，专门从中国派来潘燕小姐负责安排和接洽。由于飞机晚点，到纽约时潘小姐已经等在机场，我连回宾馆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从机场直接就去了与马克思见面的酒店。

这是一次很正式的晚宴，但比吃喝更让我有兴趣的是马克思带来了一些贝塔斯曼出版的书和画册。他讲这些书在美国的出版和销售情况，讲出书的理念，讲什么样的书受欢迎。我很受益。我给他介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提出请他做我们的顾问，并再推荐几位外国专家做顾问。他欣然答应，并且希望我能出席下个月在纽约举行的出版界的party（2006年的11月），在这个盛大的聚会中，出版界的顶级人物都会出席，我想认识谁都很方便。我婉拒，因为我不可能每个月都来纽约，我全权委托他帮助邀请专家。

没过多久，马克思又到中国，我们在王府饭店见面，他拿来了外国专家的名单，并且说这些人非常愿意做“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顾问，愿意帮助中国图书“走出去”。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们还没把聘书做好，马克思已经辞职。

德国的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使我知道整个世界明天将要毁灭，我今天仍然要种下我的葡萄树”。这句话充分显示了德国人的埋头苦干、不肯苟且的精神。而德国人的认真，可能也属于世界闻名的一类。贝塔斯曼集团现在虽然业务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业务涵盖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杂志报纸出版、印刷和媒体服务、图书和音乐俱乐部等，但作为德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型公司之一，我想德国性格仍是其企业文化的重要特点，我从马克思身上就看到了这点。

虽然此后我们没再见过面，但是，马克思的热情、认真、负责任，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留给我的不仅有他推荐的几位专家，还有我对贝塔斯曼的好印象，以至于我与他的继任、领导、下属、同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曾经请贝塔斯曼的朋友给马克思带过问候，尽管他没能成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名义上的顾问，没能拿到我们的聘书，但是，在我的心里，他始终是我们的第一位顾问。

东方书店的山田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有很多相同，但不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人们通常喜欢把中日韩三国作比较，哪些相同哪些相近哪些不同。韩国有一个漫画家李元馥撰写的漫画书把三国人好好地比较了一下，有些特点我很以为然。比如，三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有着前列的民族优越感，都用筷子吃饭等等。但是，饮食的不同决定了筷子的长短不一，中国人睡觉在床上，日本和韩国睡觉虽然睡在看似一样的榻榻米上，但韩国叫地炕并烧火。我不是比较学家，但在与他们接触时，有时会不自觉地加以比较，叫做下意识。比如见到韩国人时，我会想，他们像中国人，也像日本人，那么，是更像中国人呢，还是更像日本人？同样，见到日本人时会有同样的遐想。我不知道韩国和日本朋友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若真如此，再见面时，我们互相打量，心中暗自比较，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甲午战争，清朝大败，割地赔款；二战中日本入侵中国，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三光政策，有记载的中国死亡人数是3000万。虽然中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我们放弃了战争赔偿，就是希望中日友好。老一辈的日本人感念中国的友好，敦促日本政府作了许多促进中日友好之举。日本东方书店的老社长福岛正和当属这老一辈之列。我们见过多次，对其坚持不懈地维护中日友好并为之所作努力深感钦佩。因为年龄原因，退休后将东方书店出版社社长的位子交给了山田。

东方书店出版社，应该是以卖书为主，以出书为辅，国外有许多这样的书店兼出版社，所以东方书店出版社在日本不是大出版社，但以出版中国主题的图书见长。对山田社长，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每次老社长福岛访华时，相随的总有他，只是因为在老社长的光环下，他不大表现自己，从不多言多语，所以不大引人注目。我见过的多数日本人好像都很内敛，无论是在东京的大街上还是地铁里，日本人从不大声说话，连接手机都是捂着嘴低声细语，生怕打扰别人似的。与我们在电影里见过的日本军人反差很大。真正认识山田是在其任社长后的数次访华，我们才有了较多的沟通。

每次山田来京，我们都要在一起坐坐，他仍然不太爱讲话，但要紧的事一点也不怠慢。在成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顾问后，他每次来京我们就不仅谈东方书店自己怎样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也要讲讲整个日本书业的状况，讲讲中国主题的图书在日本的出版情况，也介绍写出畅销书的作家。有数据也有案例，他是认真履行顾问的职责了。

人们都说，日本人精细，日本的产品精致、耐用，早些时候我们宁愿多花些钱也要买日产的电器。为什么？恐怕与他们的责任心和对自己工作的精益求精有关。山田的东方出版社也是如此，他们出的书不多，但是都很好，本本都是精品。在日本书业不大景气的今天，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特别是在中日发生磕磕绊绊的时候，他们能够一如既往地为中日友好而努力，就属不易了。

吴伟

就职于国家机关，作家，文学硕士。长期从事出版组织、策划、编辑、经营以及对外出版管理工作。多年来致力于对外出版特别是外宣出版的改革与实践，尤其是自2004年开始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著有《格萨尔王全传》、《格萨尔人物论》、《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文学》等多部专著及小说。编有《中国》画册、“中外关系系列”画册、“中国基本情况丛书”、“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丛书”、“奥运丛书”等多部、多文种系列对外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