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宪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当口——2007年的9-10月间，我到那里去走了一圈。就像有人说，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多的时候，十个经济学家会有十一种预测一样，在危机开始的时候，每个去美国的人，也都会得出不尽相似的结论。这很正常。因为每个去的人接触的人不同，观察的行业或地点不同，再加上每个人的专业背景，甚至风险偏好不同，都会得出差距较大的结论。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危机“病因”的分析上达成共识。这无论对研判危机的走势，以作出针对性较强的对策，还是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形成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后发优势，都是有益的。

什么是“美国病”

这场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病”，不仅是一场“大病”，而且是典型的“综合症”。从实体经济看，生产、消费等环节都出了毛病；从市场体系看，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都出了毛病；从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看，其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也都出了毛病。更加根本的毛病，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它的助纣为虐，“使得美国在过去25年能够不断扩大经常账户赤字”(索罗斯语)，成为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源头。这也是“美国病”殃及全球的源头所在。

“美国病”是“富贵病”。长期的高消费，就是其“富贵病”的一个症候。简单地将美国的高消费归咎于美国人及时行乐的文化，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所谓美国的高消费，就是其消费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高消费，是建立在人均占有资源水平较高，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的，而且，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收入分配差距调控得比较好，也是保证其高消费的一个原因。

“美国病”的另一个症候是“发高烧”。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革命引发的新经济，使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热昏了头，华尔街更是“喝醉了”(布什语)，进而为所欲为，酿成如此大祸。美联储和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不加监管的理由是，金融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它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参与者，通过充分竞争实现资源配置，进行自我校正和自我管理。研究金融市场的诺奖得主们也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上升不是泡沫，而是效率的体现。如此看来，美国人在21世纪再次上演了一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闹剧，只是其包装得更加具有欺骗性，最终把他们自己也给骗了。

什么是“中国病”

“中国病”的表征，在于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要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改为叫经济发展方式)，它也是“综合症”，其症候就是中国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和发展制造业，快速成长的生产能力，势必导致大量出口，造成国际贸易的长期不平衡。这是“中国病”的一个症结。与这一产业结构相适应，供应结构的状况是，工业制成品及其生产能力供大于求，有些甚至还很严重；能源、原材料供不应求，靠大量进口补充；服务供不应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分配结构在近几年中趋于恶化，初次分配后的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税收收入，后两块的占比上升，前者的占比下降，消费率之所以低下，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解释。由这样的分配结构，就决定了支出结构，即消费支出水平不断走低，投资需求占比居高不下。就像现在要刺激内需，仅靠刺激消费需求肯定不行，必须主要靠刺激投资需求，只是希望新的投资项目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性服务需求，而不要再增加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还有投入结构的问题，即比较粗放的投入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以能源结构为例，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天然气消费比例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的比例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病”是“贫困病”。消费不足，尤其是农民的消费水平低下，是“贫困病”最直接、最具体的症候。在经济学看来，消费是收入(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唯有收入较快增长，消费才可能相应增长；唯有消费持续增长，才能表明老百姓福利的提高。我们无论说科学发展，还是要构建和谐社会，都必须以老百姓福利的提高为基础和目的。然而，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差距不小。

二者的比较及思考

“美国病”的根源，从其国内看，是金融监管的缺失，也就是政策和制度设计的缺失，而这一缺失又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那么，“中国病”的根源何在呢?显然，既在于发展阶段，又在于现行体制。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可以更改的事实，因此，后发国家要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都必须以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个逐渐优化的制度安排，与现实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瓶颈达到某种均衡，惟其如此，后发国家才有可能获得追赶效应。事实上，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获得这一效应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应当说获得了这一效应，但还存在制度安排滞后，即改革滞后的问题，如政府改革的滞后，这些滞后构成“中国病”的根源。

“美国病”和“中国病”不仅“病因”不同，而且，“身体”的“底子”也不同。美国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拥有财富都大大高于中国，且其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高科技、人力资本、标准和品牌等的“溢出”，因此，它们的“抗病”能力是有差异的。现在有国际舆论大唱中国的赞歌，说什么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要靠中国等新兴经济国家来拯救这场危机。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言过其实。中国经济的确有较大的成长性和调整空间，这是在发生危机时，可以回旋的余地。即便如此，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火车头”或“救世主”。我认为，尽管现在与小平同志告诫我们要“韬光养晦”时的国际背景，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国间格局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中国的强大还需要时间，这些都没有变。因此，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和美国的“底子”不同，还表现在，美国处于产业的高端，市场的高端，其“病灶”主要在虚拟经济，而中国处于产业的低端，市场的低端，其“病灶”主要在实体经济。这就决定了各自要用不同的“药方”来“治病”。美国要加强对虚拟经济，即金融市场的监管。譬如，金融机构要将资本充足率的底线与所承担的资产风险挂钩，并对债务杠杆率设置上限。中国则要从深化改革入手，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服务业、农业“短腿”问题。

区分中国和美国的这些不同，还告诉我们，尽管市场制度会发生失灵，就像这场金融危机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政府干预不可能替代市场制度。而且，从酿成这场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恰恰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政府失灵，才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这场金融危机的背后，有人类目前对金融发展不能认知的问题。因此，对中国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育不足，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场制度，然后才是市场失灵的监管问题。这里的“然后”，不是具体时间的先后，而是问题的逻辑次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监管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药方”，更不是最好的“药方”，政府监管与政府失灵相伴而生。因此，对于转型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更加坚定地推进市场化，审慎地选择监管和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者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常态时，此话无大错。在非常时期，这种互补就成为互斥了。而且，他强我弱，他上我下，我们受到他的负面影响就要更大些。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对非均衡条件下的全球化，要有更加完备的前瞻性制度设计，新兴经济国家对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由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一定要随着这场危机的结束而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病”和“中国病”是全球经济长期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因此，如果全球化的机制对这一不均衡熟视无睹，那么，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摘自《经济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