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兴

“拍马屁”，简称“拍马”。“拍马”一词之于国人，可谓烂熟于心，因为见得多、听得多、用得多。但是要问此词源于何处，恐怕就没人能够知道的了。洋洋大观的《辞源》无此条目，《辞海》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毕竟创造“拍马”一词不像发明电视机影像机一样荣耀要去注册专利号码，因而难以考究。

难登大雅之堂的“拍马”一词是不可考了，但是中国人拍马屁的历史悠久绵长是没有疑问的。除了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专门为拍马溜须之徒立传的《佞幸列传》外，历史上关于拍马溜须的轶闻逸事真有不少。

有一则妙文刻画拍马溜须者的媚态算是淋漓尽致：

一文士死见冥王，王忽撒一屁，士即拱揖进词曰：“伏惟大王，高耸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音，仿佛兰麝之气。”王大喜，命牛头卒引去别殿，赐以御宴。至中途，士顾牛头卒曰：“看汝两角弯弯，好似天边之月；双目炯炯，浑如海外之星。”卒亦喜甚，扯士衣曰：“大王御宴尚早，先在家下吃个酒头了去。”

这文士阿谀奉承之术确实令人叹服，难怪阎王爷和牛头卒一听便昏然入迷。好在阎王爷得意忘形之后，仅在别殿给他搓了一顿；若是一时冲动，封他个局长、处长什么的，不说他祸国殃民，也定会为害一方的。

以上是戏谑之言，现实中拍马溜须者或令人叹为观止，或令人作呕生厌，或令人毛骨悚然，或令人笑酸牙齿，不一而足。

历史上拍马最下作无耻者当属武则天武周期间的宁陵丞郭霸。中丞魏元忠生病，郭赴府探问，竟亲口尝其粪便，喜颠颠讨好说：“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为巴结上司，什么廉耻，什么人格，统统可以拿去喂狗。大凡拍马者，或为一己私利，或为其他卑劣目的，均舍得下本钱，掉脸皮，昧良心，献妻女，贡珠宝，为拍而有所得，他们深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人生哲理。明代抚州知府刘介，娶妻美艳，阉党张彩依仗魏忠贤权势企图强夺，又假惺惺地问刘介：“我有所求，肯从我，始言之。”刘介忙不迭地说：“一身之外，皆可奉公。”主动用车舆将老婆送上张府，美滋滋地给自己捞回一顶绿色的官帽子。

拍马者对于主子，向来是颇为慷慨大方的，舍得一身之外的东西，一身之内的物件又何尝吝惜了呢。这方面，春秋时齐国的竖刁和明宣德中的傅广堪称“大方”，最舍得下血本。他们为能亲近皇上，均自行宫刑，不惜自残。拍马者的“慷慨”，绝对不是对主子的“无私奉献”和无限忠诚。扔出“孩子”，志在必得“狼”。这种人往往少廉耻，丧天良，无人格，昧大义，一旦时机成熟，恶性膨胀，就得祸国殃民。上述竖刁自宫得为齐桓公近臣，不久桓公死，竖刁就发动叛乱，齐国迅速覆灭，这就是典型的一例。一代明君李世民对拍马的危害性说得十分透彻：“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事著于史籍，不能具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人都懂得“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然而，美言毕竟顺风顺耳又顺心，古往今来有多少明君英主也不免被谗言媚语熏得晕乎乎辨不出东西南北。且看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他变法之初，想了解了解“群众反映”，就去问他的学生、正入京考试的越州青年陆佃。这个出身贫农、家境寒微又性格率直的苦孩子直捅捅地回答：“变法流于形式，不动根本，甚至有扰民的倾向。”王安石听后大为不快。陆佃又不知趣地说：“相公您最爱听好话，传说您常常拒谏，自然就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了。”王安石气得拂袖而起，转入后堂。尽管后来陆佃在大试中得了第一，但手握大权的王安石没有重用他，而只安排他去从事经学研究，啃古书堆。相反，同是布衣出身的崔公度就贼多了。他摸透了王安石的禀性，极力顺其所好。变法条令一颁发，他就上书对王安石尽力赞美，大加吹捧，吹得王安石好感顿生，竟致“解衣握手”，如遇知己，相见恨晚。从此崔公度便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不分昼夜地拜访王府，献谄献媚，连王安石如厕的时候也不肯放过，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跟在王安石屁股后面毕恭毕敬地牵着他的长袍。自然，崔公度得到了高官厚禄，尽管他口吃得很。事实上，王安石的“流于形式”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王安石的时代过去了。

如今，尊敬领导，维护领导的权威，好像已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但领导者更应耳聪目明，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诌言媚语，什么是忠言谵语。

孔夫子说：“恶利之口覆邦家。”又有谁当成警语?

（摘自《贫农微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