佴永松

“第五届（2008）中国上市公司金圆桌奖颁奖典礼暨高峰论坛”成功闭幕了，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次峰会有着与往年不一样的意义。

在会前，我们一度认为，这一届“金圆桌奖”必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能对上市公司参与的积极性期望过高。但出乎意料的是，企业此次的参与热情之高达到了历届之最。

不可否认，“金圆桌奖”受到上市公司的“热捧”是我们几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是需要一定外部条件的：金融危机让全世界“安静”了下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司善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乃至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意义。除了金融危机这个特殊的原因之外，我们还注意到，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自下而上地影响着上市公司的治理理念，企业开始重视公众对董事会绩效的评价了。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本届峰会论坛上指出，公司治理从根本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体制和机制。体制是结构；机制是程序、过程。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摸索，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达到了规范性要求，但公司治理是否能真正起作用，还要依靠机制来保证。

实践表明，有效机制的形成通常是自下而上的，其中市场竞争程度就是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因素。在本届“金圆桌奖”活动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发现，对评选标准、能否入选最佳董事会以及排名情况表现出很高关注度的企业，集中在一些竞争程度比较高的行业，比如家电、建材、运输等行业。其中一些上市公司表示，即使不获奖也希望能够参与本次活动。一家获奖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颇为感概地说：“我们是被残酷的市场逼的，开始对公司治理也不够重视，后来发现必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治理才能使管理成本最小，从而战胜竞争对手。”

与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西方国家相比，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尤其是董事会的建设和治理对中国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中国是一个缺少治理文化根基的国家，在国人的思维中，制衡、责任、自律这些词大多与法律规章制度条文有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似乎与盈利、业绩和企业生命力没什么关系。企业普遍处于“人治”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觉、自愿的公司治理意识。当然，这种意识的形成是需要环境和时间来培育的，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就是土壤。

尽管我们不能仅从上市公司参与“金圆桌奖”活动的热情程度来判断我国的市场竞争状况，更无法直接推断出市场环境改善了董事会治理绩效这一结论，但我们从一些更为直观的事实，通过媒体的新闻嗅觉，感受到了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生存压力迫使上市公司不得不关心自身的公司治理形象，越来越多的董事会成员关注公司治理的建设和发展，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这种新气象对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