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军

我自幼喜爱书法，很小就拜津门书家宁书纶为师，临池习字，数年不辍。但是，宁先生的教学比较偏重技法，很少涉及书法理论(或许这正是宁先生的有意回避)。而我好像天生就爱寻根究底，无论学什么都喜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自然就产生了一种对书法理论知识的饥渴。可是当时几乎所有关于书法理论的书籍都被归入“封资修”之列，封存或者销毁了，市面上根本见不到，所能买到的只是以毛主席诗词或者“样板戏”的唱词为书写内容的字帖，而且品种少得可怜。

我在“文革”结束的前夕初中毕业，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武装部，很有时代特色的是，当时这个单位还挂着另外一块牌子，就是“南开区民兵指挥部”，也就是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的“第二武装”的那类机构。我被分配到宣传科当干事，可巧宣传科里有个小小的图书室，藏书虽然不多，但对一个刚刚从“书荒”中走出来的17岁孩子来说，简直就像旱木之遇甘霖。我很快就成了全部排名第一的借书大户。而且因为我是本科人员，借书可以不受数量和时间的限制，这就更使我如鱼得水了。

我从这里借阅的第一批书中，就有一本《书法基础知识》，薄薄的，只有100多页，放在书架上并不起眼，但我却一眼相中了它，就好像是情人之间的“一见钟情”。这本小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出版的，可谓新鲜出炉。而我在其面市的第四个月就读到了它，理应算是它的第一批读者了，这也是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关于书法理论的书，可见我与它真是书缘不浅。

在今天看来，这本小书是非常浅显的，其中大部分讲技法，只有很少的篇幅讲了一些基础理论。从行文到编排，都打下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烙印，譬如，凡是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文字，皆以黑体字排印，以示突出；后面附录的书法示例，也不乏毛氏诗词和样板戏文。然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就在那些诗词和戏文之后，作者大胆地选用了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原字，而且直接选用了文征明的小楷《离骚经》、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乃至汉隶名碑张迁、曹全的局部，这在当时，实在是“石破天惊”之举，令人眼前一亮。我从此记住了这位作者的名字：尉天池。

我在武装部工作一年之后，就被调到天津日报去了。临走时免不了要清点办公用品、图书资料，该归还的归还，该销账的销账。我把从图书室借阅的书，逐一清点一遍，把别的都交还了，可这本薄薄的《书法基础知识》，却让我牵肠挂肚，实在舍不得与它分手，于是，我决定把它“私自匿藏”起来。

在那个年头，极左之风犹盛，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一旦被发现就会背负人品上的污点，搞不好还会被人记在档案里，“永世不得翻身”。可我却不惜为这本小书冒这个险。我谎称把这本书弄丢了，甘愿受罚。管理员抱怨我粗心，还说我是全部第一个丢书不还的人。他查验了书卡，发现这小书定价只有两毛六分钱，又笑了，说算了吧，就这点儿钱，罚也没啥意思，我给你销了号，也就完事了。我却执意不肯，坚持按照规定，以原价的5倍交纳了罚金，计一元三角整一从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拥有这本小书了，因为我为它付出了5倍的身价，它物有所值了。

1996年底，我与尉天池先生巧遇于肇庆，也可谓“一见钟情”，彼此皆有相见恨晚之感。翌年4月，我在香港采访一次内地与海外书法家艺术聚会，不想与尉公再次巧遇。那一次，尉公说什么也不肯放我离开，非让我陪他住上一夜不可。于是，我们就在中文大学的专家楼里，浓茶助兴，促膝而谈，从书法到文学，从文学到佛教，从援禅入诗到书与禅通……直聊到晨曦初露，尉公依然毫无倦意。不过，毕竟是年逾六旬的老人了，我不忍再聊下去了，就与尉公挤在一张床上，打了一个盹儿。转天清晨，尉公要去开会，我也有别的采访安排，只得握手告别。尉公意犹未尽，相约深圳见面，继续深谈。

果然，时隔不久，尉公再次南下，本来邀请方给他安排了大宾馆，可他却婉言谢绝，径直住到寒舍来。他说这次来深圳，就是想与我好好聊聊。那一次，他在我家住了3天，每日品茗畅叙，酒酣挥毫，何乐如之?尉公真性情中人也，豪爽耿介，幽默率真，直如其书法，爽利粗犷，神完气足。就是在那次相聚时，我从书架上取出那本已珍藏21年的小书，让它“认祖归宗”。尉天池先生一见此书，先是一惊，继而手抚封面，摩挲良久，口中喃喃道：“没想到，没想到，在你这里会遇到这本小书，我自己都没有啦……”

于是，尉天池先生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几行小字：“一九九七年四月廿三日于侯军处得见拙著，诚如老友重逢也。天池题记于深圳。”

转瞬之间，与天池先生又是一别12年了，尉公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走笔至此，敢问尉公：别来无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