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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2009-06-10郭大章

文学教育 2009年5期
关键词:王晓明批评家文学批评

郭大章

我佩服王晓明的勇气。剖析别人需要勇气,剖析自己尤其需要勇气,而王晓明就有这样的勇气。

王晓明是一个责任感极强的学者,他关注着这个社会,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关注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然而,他的这种关注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竟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极度的精神困境,甚至处于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

中国的文人有一种通病。那就是骨子里总是浸透着一种悲观的情绪。或许是社会的缘故吧!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似乎还有无限延伸下去的趋势。我自以为自己不是文人,也算不上文人,但我却觉得我的精神正在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之中,无法逃离,甚至根本就不想去逃离。或许这是选择“文学”的后果吧!这让我想起一句话: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可以这么说。是文学擦亮了我的眼睛,教会了我怎样去感受这个社会。但是。我却深深地失望了,因为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病快快的社会,一个满目疮痍的场景。

读了王晓明的文章,发现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那就是他的文章都是在表达某种否定性的意见。我只能说王晓明的目光太深刻了,他总能看到隐藏在深处而别人看不到的那些东西。王晓明的文章总是深入到作家的内心深处去指出其不足和缺陷,读来让人产生那种一针见血的快感。在当代文坛这个批评风气不怎么正的情形下,王晓明无疑是独特的,是令人尊敬的。比起某些违心的吹捧性文学批评。王晓明的文学批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以前。我曾有这么一个荒谬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文学批评家都是吃饱了撑着。无事可干,自己写不出东西,而别人写出一个东西就在那里指手画脚,说东道西。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了。批评离不开创作,同样,创作也离不开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比文学创作要求更高、更困难,文学创作需要的是感性。而文学批评需要的则是理性。

王晓明是知识分子,他的内心同样充斥着强烈的悲观意识。我认为,王晓明的这种悲观来源于他过高的希望。希望的幻灭一次一次的撞击着王晓明的内心,逐渐,他失望了,甚至出现了极其浓厚的悲观意识。当代的知识分子怎么了?精神世界越来越贫困,好像越来越不像知识分子了。当代文学应该敢于直面痛苦和焦虑,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恐怕要令人失望了。王晓明的责任心太强了,但现实往往是令人心痛的。注目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贫困,王晓明只能越来越苦闷。

苦闷,好像是学文学的人的一种常见病。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如此,但要我说出到底苦闷些什么,我又不知道,这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在这样一个时尚的时代,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我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落伍了?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落伍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包装时尚但内心荒芜的所谓时尚人群。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抛在了一边,就像一条鱼被波浪掀到了河岸上。我总是凭借回忆和想象生活在过去!

王晓明是太悲观了,他似乎对当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抱什么希望。他崇尚“五四”那一代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以及其后的几代人,认为他们在为人的基本操守,个性的健全,对善、公正和良知的信任,文化和知识修养,乃至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沛方面都要比当代知识分子更优越。王晓明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或许他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较了解甚至推崇,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比起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当代的知识分子确实是普遍存在一种精神贫困。甚至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停滞不前的,甚或是倒退的。

由当代追溯到古代,王晓明对古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进行了细细的探寻,试图从中找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症结所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是异常艰难的,社会战乱和政治高压往往使得他们疲于应付。退避和迎合统治者往往就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归隐、避世、不过问政治成了一部分文人的选择。而另一些“人世”的文人呢?就有些丧失了文人的道义,往往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然,我们不必去责难他们,毕竟社会不同。古代的知识分子也是被重重精神困境包围着,这大多是心系社会所致。可以这么说,从古至今,知识分子的精神都没有轻松过,都是被一层又一层的苦闷所包裹。

在《刺丛里的求索》中,王晓明带有很强的自剖倾向,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作者写书都会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影子投射进去。作为知识分子的王晓明在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的时候,就更容易带上自己的主观意愿了。何况,苦闷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我这里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指的那些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顶着知识分子的帽子却干着卑劣勾当的人。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责任感往往就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而且,我相信,一个真正的作家也一定是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态来关注这个社会的。在这里,我可能有一点偏执,我这里所说的作家是把那些所谓时尚、消遣甚至下半身写作的作者排斥在外的。我之所以称他们为作者而不是作家,就是认为他们还够不上作家这种称号。我觉得并不是能写一点东西的就可以叫作家,作家更为突出的意义应该是其代表了一种责任。

当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当代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知识分子怎样去摆脱那种精神困境?这些问题玄之又玄,根本无法作答。我个人却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是永远都不可能摆脱的,甚至会一直延续下去。一代又一代的相传。要想摆脱这些困境,除非丧失了责任感,但丧失了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还算是知识分子吗?果真是这样的话。只能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了。所以我说,知识分子生活在困境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当代批评界,像王晓明这样的批评家实在太少了,这到底反映了一种什么呢?从某个角度来说,正能够触摸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根柢。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批评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了,它往往伴随着职称、待遇以及自私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文学批评还能存活多久呢?幸好,当代文学批评界里还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批评家:谢有顺、吴义勤、王彬彬等等。正是他们,好像又让人看到了文学批评的希望。

在《刺丛里的求索》的扉页,王晓明写了这么一句话:“我还是相信鲁迅的话,即使前面没有路。也要‘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可以说,这正是王晓明的精神宣言,也是这本书的内在精神所在。读了这本书中的文字,我深深地震动了,虽然有些地方的内涵很深奥,理解起来有困难,但我却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作者王晓明的那种悲悯的精神。我甚至想,作者王晓明到底是经历过何种洗礼,竟然具有如此犀利的目光,如此悲悯的精神。看了看本书的出版时间以及书中部分文章的写作时间,我不仅惊讶万分,作者王晓明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竟然还不到四十岁。我甚至带着一种崇敬的眼光在审视王晓明了,一个三十几岁的青年批评家,竟然有如此深刻的文化洞察力和如此真诚的济世悲悯心,我是深深地震动了。

读完《刺丛里的求索》这本书,我的心情是愈益沉重了,我甚至觉得目光所及全是茫茫无边的黑暗,但可喜的是在这无边的黑暗中似乎又透露出了一丝光明,虽不怎么明亮,但毕竟指引着我的前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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