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明

2008年12月8日，伯纳德·麦道夫在他的纽约办公室里主持员工假日舞会。他兴奋地高呼：“祝大家假日快乐!我们又有一个好年景!”

雇员朱丽娅事后回忆说：“那是怎样的一个头脑——再过48个小时一切都会垮台，他还在心平静气地骗他的职员，说我们又有一个丰收年呢?”

12月9日，麦道夫对儿子马克说，要在12月份给员工发奖金，而不是像往年的2月，他写下了1.73亿美元的支票。这让马克深为吃惊。这是一个警报!马克对弟弟安德鲁说出了心中的不安。

马克与安德鲁走进父亲的玻璃办公室，提出了质疑。

“我无法保证将这些钱收拢到一起。”麦道夫告诉他们，意思是如果他们继续在办公室里讨论的话，他就要休息了，他坚持去他附近的小房子。当他们到了那儿时，麦道夫彻底垮了，他告诉两个儿子：他已经“完了”，他“一无所有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他那受人尊敬的投资基金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整整500亿美元，他选择了自首。

12月11日上午8:30，特别部门的调查人员去了麦道夫的公寓楼，麦道夫打开了门，请他们走进了他价值740万美元的小房子。

“我们来这里听听你是否有别的解释。”来人说道，

“没有解释。”麦道夫说，又加了一句，“破产了，我只期望着进监狱。”

在一片抽泣、惊叫与诅咒声中，世界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主谋麦道夫浮出了水面。

靠5000美元起家

麦道夫的父母，都是移民的孩子，父亲来自波兰，母亲是罗马尼亚一奥地利人。他们在1932年结婚，那正是经济大萧条最厉害的时候。在婚姻证书上，父亲的职业是“放贷人”，母亲则是“无业”。

麦道夫的妻子鲁丝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放贷人。“唯一的一次欠债，是从我岳父那里借了5万美元，开了我自己的公司，后来我还了钱。”麦道夫曾对其他人吹嘘说。

伯纳德与鲁丝的婚礼是一个很美好的犹太人婚宴，有人回忆说：那是“在1959年感恩节后的星期六夜晚，在劳莱顿犹太人中心，这是镇上仅有的一次犹太人集会。他们第一座公寓是在海湾边上，我知道那儿的租金是每月87美元，因此拿到5万美元只是个幻想。”

邻居说：“我们绝没有想到伯纳德会燃起世界大火，然而鲁丝却有可能。”当伯纳德还是亚拉巴马大学一年级新生时，鲁丝进了昆斯学院。“她毕业了，在曼哈顿股票市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是非常聪明的姑娘，也是一个好学生，”等到伯纳德进了布克里法律学校后，这一对儿就离开了昆斯，再没有回来。1960年他们开始共同为伯纳德·麦道夫投资保险公司工作，此时伯纳德从生命保险中积累了5000美元，安装了SDrinkTer系统，从那时开始，鲁丝的办公室就跟她丈夫的连在一起了。

鲁丝的父亲巧舌如簧，吸引来不少投资者。一个朋友回忆说：“回想那时，他待的太阳橡树旅馆成了给伯纳德投资的圣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麦道夫的账号。账号通过亲戚以及亲戚的朋友很快传播出去。就像传销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友谊、圈子、荣耀，受害者曾与他分享了快乐时光，然而最亲密、最可靠的人可耻地背叛了。心痛的是丢了所有的钱，还是拥有过这样的朋友?很快有了500万美元，这都是来自人们私下里的信任。”

“他总是在微笑，”麦道夫的受害者之一卡门·黛尔·奥丽菲丝后来说，“伯纳德本来很穷，来自昆斯小镇，现在做大了，”她说伯纳德与鲁丝两个仍然有着出生地昆斯当地口音，又开玩笑地加了一句，“你能听出他们不是在瑞士长大的。”

两个关键人物

今年77岁的卡门原是一名超级名模，一个金发美女。她第一次出现在《时尚》杂志封面是1946年，那时她才14岁。

在她卧室的大号床上，放着一堆姿态亲密的照片和废掉的支票。故事要从1993年秋天讲起，那时她的前夫去世6年了，一位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将卡门，黛尔，奥丽菲丝介绍给诺尔曼，勒威认识，他是纽约一位成功的地产商，那时他80岁，是一个鳏夫，退休后酷爱旅游、慈善与投资，而他最耀眼的也是最好的朋友是伯纳德·麦道夫。

在约会了四个月后，卡门称勒威是“祖父级的情圣”。1994年的情人节，“情圣”让她在麦道夫投资公司办公室里等着。“带着你的支票本来。”他说。

卡门早早就到了，一个小男人坐在大办公桌后面。

“你是麦道夫先生?”

“是的，我正盼着你来呢。”他说着，他的嘴撅着笑起来，她很快会发现，那是他的标准表情。

卡门回忆当时的情景：“在我身后，我听到一阵嗡嗡声：‘你带支票簿来了吗?我转过来，是诺尔曼，勒威，他是大个子，有200磅重。‘是的，诺尔曼。我带来了。”

“那就写上10万美元吧。”勒威告诉她。卡门从没有写下这么大的支票，她仍然心疼着在股市丢了她的大部分钱，不得不去拍卖掉她早期的模特照片。

伯纳德，麦道夫大笑着说：“别害怕，钱在那儿。在你的账号里。”

“他是我的儿子。”勒威说，“我为你做了件非常特别的事。”勒威告诉卡门，能被允许进入伯纳德的专有基金是很荣耀的事，通常它不像其他在市场上的基金回报那样高，但绝不会在下行市场里丢失，年回报率可望在10％～12％。

勒威的祖父模样起了作用。那是美丽友谊的开始，随着她的10万美元投资，额外的注入与基金的稳定回报率，让她很快就成了百万富婆，得到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她看着那些照片，讲那些晚宴、家庭聚会、慈善舞会，还有麦道夫公司的野餐会。在麦道夫的家里，那些投资的“萨满”们会登记住在他家邻近的旅馆房间里，她回忆那些游船，纽约郊外和在麦道夫棕榈滩家里的夜晚，诺尔曼与卡门，鲁丝与伯纳德，整整12年啊。

“那些亲密的日子!”她叹息着说，看着在游艇上的麦道夫照片，裸着胸，刚从海中走出来，吻着白发勒威的脸。

“诺尔曼曾讲过无数次，‘他是我儿子。”她说，“那意思说，勒威真的将麦道夫认作他的继子，他家庭里的一个成员。”伯纳德总是对勒威言听计从，勒威比他大了26岁，他称勒威是“我40年的恩师。”

诺尔曼·勒威和麦道夫有着相似的背景，他上中学时卖过杂志，在克罗斯与布劳恩经纪人公司里做些低级工作，在那里1976年他成为总裁。他有自己的70％的股份，包括西格拉姆建筑公司与遍布全美的21个销售中心。还有，他与麦道夫的友谊是他最骄傲的财产。

“听着，可能是有些过分，诺尔曼对我犹如祖父，他有着智慧的头脑，他会对我说：‘伯纳德，麦道夫是最有信誉、最聪明的人，”卡门说，而她看麦道夫也是这样，“他羞涩，但也有自信。他总是做那么多的事，让诺尔曼感觉舒服。”麦道夫在伦敦有他的套房，很快勒威在伦敦

也有了自己的套房。

“诺尔曼与伯纳德从不谈生意，除了在电话里。”卡门说。当这些男人看电视或者电影时，选择都是勒威来做。当他们听音乐时，也是勒威选，而麦道夫随着他。晚宴后，麦道夫夫妇将离开，去他们的套房，或者他们在法国南部的房子。

勒威健康开始恶化后，麦道夫安排一架直升机送他去治疗。2005年，93岁的勒威死了，麦道夫在葬礼上朗诵了一篇颂文。

“诺尔曼告诉我，伯纳德是他的遗嘱执行者，”卡门说，“在诺尔曼过世前，有一个贝蒂与诺尔曼，勒威基金。”她说，那是诺尔曼与他前妻建立的，留给他的继承人，据说2007年已经有了2.44亿美元，用于癌症治疗研究。

“在他死前，他给了两个孩子钱。每一个人都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所有三个基金都在12月11日后关闭了。”她说。

麦道夫的道路上，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卡尔，夏皮罗。夏皮罗以服装业的棉花大王而知名，夏皮罗卖掉了他的凯温莎公司，那是他的女人用品公司，建立了美国最大的服装制造厂，然后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慈善事业，他与他的妻子鲁姗过了70年，他有三个女儿与三个女婿，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忠实的父亲、丈夫与慈善家，几亿美元给了大学、学院、女子医院、艺术博物馆、波士顿交响乐队，还有贝丝以色列医疗中心。

夏皮罗在1960年遇到了麦道夫，那时麦道夫正搞套汇、买卖股票和外汇，低买高卖。

“他22岁，是个漂亮的年轻人，”夏皮罗告诉《棕榈滩日报》，这是他仅有的一次会见记者，“一个朋友要我接见他，也许给他点小生意。我有很多棘手的事，拒绝了。但我的朋友坚持要我会见，在那些日子，用三周才能做成一笔生意，”夏皮罗继续说，“这孩子站在我面前说：‘我能在三天里干完。他还真做到了。”夏皮罗给他10万美元去投资，“他做得好极了，这是他的开始。”

夏皮罗坚持说从没有劝朋友们投资给麦道夫。“其实，当我们友情开始之时我们就商定，我不给他介绍客户，我要避开我朋友的猜疑。”不介绍政策是需要的，在棕榈滩乡村俱乐部，每个人都知道麦道夫让夏皮罗发了财。人们都传言说，夏皮罗从富有走到大富，是因为早早地就投资在了麦道夫身上。而夏皮罗的寓有与慈善，又反过来吹响了给麦道夫投资的号角。“麦道夫并不求人投资，”当麦道夫被捕后，一个投资人说。“但人们都愿到他男性。”

不论麦道夫如何，都没有人怀疑他，因为他在棕榈滩与波士顿犹太人社会里，是夏皮罗介绍的。

“麦道夫是卡尔·夏皮罗认的义子。”当麦道夫在被捕五天后，《棕榈滩日报》上还这样说。这个故事来自于麦道夫坐在卡尔·夏皮罗家里，庆贺他的95岁生日。麦道夫成了富翁夏皮罗的过继儿子，不只是照料着老人的钱，还陪他旅行，过每一次生日、周年、婚礼与毕业日纪念聚会，哪一场家庭庆典都少不了他。

直到他在麦道夫基金里失去了5亿美元，比任何其他投资者都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感谢上帝生了麦道夫”

2008年秋天，当股票市场在大跌时，朋友们都谈论着这位犹太叔叔，一个理财天才，他不但保持了他们钱的安全，而且每个人都赢得了40％，“伯纳德就是现金。”一个人说；“伯纳德就是财产单。”另一个说：“感谢上帝生了麦道夫!”第三个人说。

11月，有人邀请一位朋友，麦道夫的长期投资人共进晚餐，乞求他把自己也带进去。朋友礼貌地听着，然后慢慢地摇着头。

“忘了这件事吧。”他说。伯纳德对外关闭了，只要百万美元以上的客户，不需要这点小钱。他泄气的反应只能让人更加崇敬伯纳德。

活动中心在犹太人的棕榈滩乡村俱乐部，那是砂石色的建筑，有上好的饭店与18洞的高尔夫球场，坐落在大西洋与伍思湖之间。会员台阶可够高，35万美元起步费，要不你只能离远点。麦道夫在1996年成为会员。“你不必说话，这就足以说明了你的身份，”理查德·拉姆帕尔说，他也是一名会员，“他们要你能证明它，我有几个客户每年要出席十到二十次的慈善事业。”

一个会员告诉我：“我们建了医院，建筑了克拉夫表演艺术中心，我们建了所有该建的。”

据一些报告估计，300名会员中有三分之一在麦道夫那里投资。

“麦道夫成了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很多人来到这里不是要加入俱乐部，只是为了能与他谈谈。”2007年时有个人这样说。那是在一轮高尔夫球赛过后，他与他的同事在酒吧里遇到了麦道夫。那场面在麦道夫的俱乐部里不断上演，麦道夫犹如一缕春风。“在我们内心喜欢与他交往。”那个人说。

进入麦道夫基金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数才行。“那绝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量，按个人财富而定，”他们相会那天，麦道夫表现得很经典，“很甜蜜，绝不傲慢自大和自我陶醉。”就像他们讲的那样，那人意识到麦道夫已经搞懂了他们，在算计着他们的净价值，他最后说：“你至少得给我1000万。”最后，此人因投资未成而幸免于难。

受害者的表情

坐在卧室里，卡门这位典雅妩媚的女人讲着伯纳德，麦道夫，讲述着滑铁卢之前的麦道夫，此时卡门摇着头。“我接受了。如果我这些年里不是拍了那些照片，我会说，‘卡门。你是在做梦。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我失去了我一生的所有积蓄。”

“在5点差10分时，一个女友丽莲给我打来电话，她有40万美元在他手里，那是她一生的积蓄，她现在68岁。她说：‘你没事吧?我说：‘当然我没赢为什么要这样问?她说：‘你还没听说吗?我问：‘听说什么?她说，‘他们已经逮捕了伯纳德，麦道夫!我就说了：‘为什么事啊?她这样回答：‘因为诈骗，快打开电视吧。此时5点差5分，我明白过来了，我的钱没了。5点10分，我打电话给伯纳德私人办公室，一个女秘书接的电话，我说：‘我是卡门。”

“我们只是在不到4 5分钟前发现的。”那秘书这样回答。

“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我不知道。”她说。

12月11日下午7点，卡门接到了诺尔曼，勒威女儿杰妮的电话，她曾通过她的基金会为世界上千万百人做了不少善事。“她说，‘我只是要你知道：在今天4点钟，我必须关闭掉我的基金。”

在遍布全美的那些不幸人群中，感觉到这个麦道夫就是一个死亡天使，敲开了一度荣耀的特许之门，将那些获得认可的人拉上了麦道夫惊人的投资之车，任凭被剪掉了浑身上下的羊毛，手中都拿着毫无价值的一纸废股票。

在棕榈滩的很多受害者是寡妇，包括现在不得不当卡车司机活命的一位女士，她诅咒：“那个恶棍，那个贼，那个婊子养的儿子!”她的损失数以百万计，但至少她头上还有可遮风避雨的屋顶。

“还有些寡妇们失去了一切，就因为

他们的丈夫临死时曾叮嘱的一句话：‘亲爱的，将钱放在麦道夫那里。”英里尔，西伯特说，她在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给投资人做咨询。

60岁的毛利，伊贝尔是一个房地产商，2000年她当医生的丈夫去世时，她便买下了麦道夫基金。“你的艰难都过去了，”一个她丈夫的老朋友对她说，“麦道夫已经同意收你的基金了，”那真是老天赐福的感觉，她最终将她有的一切都投入了：共值730万美元。

现在她坐在废墟上，已经退回了圣诞节礼物，乞求着要回她5000美元的国际马球俱乐部会员年费，央求要收回她对白血病与淋巴癌学会1000美元的捐款，卖掉了值钱的珠宝，将她的莱卡斯名车放到网上拍卖。再不能打网球与外出吃午饭了，再没有男朋友了，已经分手了。她必须自己找份工作，还得照料已经93岁的老母亲，她当上了女佣。

“我在等着正义!”乔恩·辛金叫着，跟她丈夫阿诺德站在一起。而他是一个退休的合同商，55年的工作，将多少套房子都给了麦道夫。当得知他们失去了一切时，她住院了，好像是中风。她丈夫也垮了。她在小声说着：“我们有过美好时光，现在完了。”那天夜里新闻一播，她丈夫“一夜白了头”，她说，“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意识到他辛苦了一生的成果，全打了水漂。”

伊尔文·萨尔波曾洋洋得意，从1984年起他就投资在麦道夫那里，他的父母20年前就这样做了。回报率是如此稳定。他要他的孩子们都投资在麦道夫那里，然后是他的孙辈，然后是他整个家族。“那是四代投资，”他说，“我相信他，投入了我所有的钱，所有的，突然一个午后我们醒过来，便什么也没了，”他与他42岁的儿子坐在饭店里，“我72岁了，可必须得用社会保险度日了。”伊尔文很愤怒。他儿子史蒂芬说：“我有两个女儿，6岁与7岁，她们问：‘爸爸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爷爷也哭啊?我们给她们看报纸与麦道夫的照片，说：‘这个人偷了我们的钱。她们问，‘我们怎么要回来啊?”

“真烦啊，全是可怜受害的故事，”拉里，里夫说，他是佛罗里达投资咨询商，损失了800万美元，“我要对耍了我的人采取法律行动。我曾去了CNN六次，FOX电视台要给我一小时的采访上镜，我们下周要与全城的受害者见面。”

他的前妻罗妮·苏从亚利桑那打电话来，说她也失去了全部的170万美元。“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一文不名了，付不了房屋抵押贷款了，”她说，“这些人不想再听了，他们想听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政府怎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如何处理这些受害者。我们知道，这个基金已经失败至少有十年了，政府得到警告，但他们不采取行动制止这个魔鬼。我需要人们知道，麦道夫将钱给了全美国的参议员，作为竞选基金。政府在支持谁啊?”这时她的话戛然而止，她付不出电话费了。

一个观察者说，其实麦道夫并不是一个专门欺骗孤儿寡母的人，“他专挑聪明的人，这些人真的富贵上流，他们看上去可一点不笨。”

多数人都坚持这根本不可能。“真是难以置信，这么个魔鬼走进了这个社会，来到乡村俱乐部，对每个人微笑。握着我们的手，问候我们的同时，他心知肚明在偷我们的钱。”一个棕榈滩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说，他刚刚投资11天，麦道夫便被逮捕了，“他的朋友圈子很有限，他并不参与当地的活动，他干得漂壳极了。”

纽约麦特基金拥有者弗莱德，威尔本将数百万投给了麦道夫，他与麦道夫的友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威尔本对每一个遇到的人都说一件事：麦道夫是一个那样好的朋友，”一个华尔街内部人士说，“曾是那样受人尊敬的朋友。”他对麦道夫太了解了，在70年代曾一度是邻居。他们曾共同度假，分享2400万美元的喷气机航游。

一位企业家，也是麦道夫的投资者说，他认识这两个人，爱德华与菲尔德。“菲尔德告诉我，不知道哪种感觉更糟：是丢了所有的钱，还是曾有过这样的朋友。麦道夫是星期四被逮捕的，而他与麦道夫在星期二还一起吃晚宴。”

然而，在12月18日，布鲁门菲尔德步行去了长岛“更美好协会”，穿着一件丁恤，上面印着：“我是麦道夫的朋友，现在只有这件破T恤衫了。”

当然也有人说早就知道这是个骗局，一个早期的怀疑者说，当他与一些朋友表达对麦道夫的怀疑时，麦道夫不屑地告诉他们：“我清楚自己做的事。”话里话外，就他最聪明。

琼斯，格伦伯格是休斯敦的一个股票商，曾与麦道夫捆在一起，她从丈夫手里继承了投资，投给了麦道夫。麦道夫发现她兼职做经纪人的工作，1999年打电话给她，生气了。“我从不管理经纪人手里的钱，”他说，要她在两者间做出选择，给她一周时间做决定，她选择了自己的工作，麦道夫立刻关闭了她的账号，送回了她的钱。“那真是好事，”她说，“但坏事是，2001年我退休了，要重开一个新账号，”她拿出麦道夫秘书写来的信，“麦道夫的回答是：可以。”她叹了口气，说，“现在这钱都让大风卷走了。”

麦道夫喜欢纽约的普里莫拉，这是一个意大利饭馆，那里的侍者讲，麦道夫与他妻子是怎样来这里的，总是在下午大约6点半时，他们要后面一个安静的桌子，每次订相同的食物(小盘色拉，然后是酥鸡块，他要饭间可乐或者红葡萄酒，而她要鱼与白葡萄酒，没有甜点，也不要咖啡)，坐上50分钟，总是留下20％的小费。

“我认识他已经有20年了，”饭馆老板裘里诺说，他是在当侍者时认识麦道夫的，“当我与他交谈时，他的妻子只看着桌面，在这些年里她开始了解我了，可她从没有跟我说过话。”服务员说，“现在每个人都要求坐‘麦道夫的桌子，但我总是说，‘联邦调查局拿走了。”

有一天晚上，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宣布说：“这是我们在普里莫拉的最后一顿晚饭，我们家因为伯纳德，麦道夫而一文不名。”

麦道夫的个性

“伯纳德很安静，不大善言谈，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卡门说，“我常想，他大概是很累，但他是伯纳德，要人高兴和彬彬有礼。”

至于说到如何来描述麦道夫的个性，棕榈滩上的人都张口结舌。“快乐，妩媚，但他深居简出，”一个说；“我九个夜晚出去七次，可从没看到过他露面。”另一个人说；“在12月11日之前，我们从没有听说过他。”《棕榈滩邮报》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而麦道夫的理发师甚至都回忆不起麦道夫说过任何事情，只不过是见面问候一句罢了。

伯纳德·麦道夫必定是有分裂的人格。麦道夫伦敦办公室主任拉文认识麦道夫已经有30年了，他说：“自从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他被逮捕，我都无法再跟任何人说话了。我身子颤抖，我仍然难于相信这是真事。这个大家都在谈论的人，我很熟悉，但对我是那样陌生!”

麦道夫可不像抢了你钱的凶手，而

只是一个安静、友善与笑眯眯的伯纳德叔叔。他给世界的印象就是如此。

朱丽亚·芬威克是麦道夫伦敦办公室经理。麦道夫在纽约与伦敦的办公室几乎都相当漂亮。但一个凌乱的写字台，有划痕或者磨损的家具，甚至一个打不开的窗子，都体现了麦道夫的怪异。他安装了两部摄像机在伦敦办公室的业务楼层里，这样他就能从纽约监视伦敦的工作。去年芬威克与家人飞到墨西哥去打高尔夫球，同一周伯纳德庆祝了自己70岁生日。“那是一架新飞机，他弟弟彼得对我说，‘你不能将你的行李放在座位的金属边缘上!伯纳德会杀了我!”她说，“他发指示，我们做了一切，”她继续说，“一切事情都按办公室指南做的，他要确信，一切都要按他手册上写的去办，在他网址与他的门上，他的名字是最重要的东西。”

“伯纳德可不是你以为那样的好好先生，也不是你可以与之同喝啤酒的人，”另一个内部人士说，“他是皇帝，在所有人之上。如果他不喜欢与你交谈，他只是站起来，立刻走开，那意思是‘我是伯纳德，麦道夫，而你什么也不是。”

“我们家庭所有成员都在一起成长与生活，”麦道夫的大儿子马克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家庭操作的生意，你不可能回到家里就忘掉一切，因此你得带着工作回家，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马克44岁，而他更保守的弟弟安德鲁42岁，两个都试着要挣脱出父亲笼罩着的阴影。

“他爱他的儿子们，但他绝不显示出来，”他的一个家庭朋友说道，“多数是爱与恐惧同在。人们害怕伯纳德，他是那样如日中天。他们害怕他的脾气。”

到了2008年后期，市场连续下滑，麦道夫需要越来越多的钱，他已经不在意钱是从哪里来的了。一个麦道夫的亲近朋友死了，身后扔下寡妇和全部房产。“你去跟麦道夫谈谈!”她这样告诉儿子。

“我约会去见他，”儿子说，他已经无数次看到过麦道夫与鲁丝，麦道夫很谦和，他总是个注意穿戴的人，他用半个小时安慰这位悲伤的年轻人。“他说。‘你妈妈还好吧?你爸爸是那样一个好人。你还好吧?一那儿子回忆说，”他是麦道夫叔叔，让你感觉他真是特别，我们相当亲密。最后他说：‘别愁，我们会照料你妈妈。他特意招呼一个下属，对他说，‘照顾他，还有他的家人。”

他们站起来，麦道夫给来访者一个“全张开手臂温柔的拥抱”。一周后，这年轻人返回麦道夫的办公室，这次是与他母亲一起来的。“他拥抱了我母亲，很快我们就商定了一切，将钱投了进去。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让人齿冷的事情。”

临近感恩节，麦道夫创立了一个新的投资基金，是为“特别的朋友”而立的，五个投资人全部投资是5亿美元。“我不要与他坐在牌桌旁，他会清了我手里的牌。”这是肯·朗格，他看出了麦道夫的新基金有些装腔作势，拒绝投资，后来他告诉电视台记者：“你绝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家伙。”

“每个人都认为我爸爸是上帝，那为什么他的儿子们不会这样想?”马克一次曾对朋友说。

鲁丝·麦道夫很讲究，尤其是跟她丈夫有关的。在一个麦道夫的生日，她去了日内瓦的达维多夫，那是在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雪茄古董店，为他买了一个14500美元的保湿雪茄烟盒，内有一个水牛图案花边，装着他喜欢的雪茄。据一个观察者说，鲁丝从来不让她丈夫单独外出一天，“她不让麦道夫脱离她的视线。”

提出质疑的人

疑心最大的是哈里，马可波罗，一个私人诈骗调查员，波士顿人都不大知道他，他曾反复地警告过麦道夫要出事，从2000年起就开始了。但基金管理局并没有采取行动，而马可波罗开始提供他的证据，2005年他送了一个备忘录，标题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基金诈骗案”。“我发现事情很简单，是一个骗局。”哈里在19页报告中警告基金管理局注意有关麦道夫的事。

基金管理局终于开始调查麦道夫，但在2007年11月不了了之，没有任何说法，2008年9月，37岁的管理局主任翁切最后离开了，解决不了麦道夫的案子。麦道夫被逮捕后，她对《纽约邮报》说，“如果什么人提供给你错误的一套书，我不知道会如何发现真书。”马可波罗也感觉自己无能为力，2月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我感觉我是单枪匹马。”

劳拉，高尔曼说她是在1992年棕榈滩的绿色药房柜台认识麦道夫的，当时她是费城一个经纪人，来南佛罗里达寻找客户。“那时我幸运地遇到了麦道夫。我想我是中了头彩。”她回忆说，那时麦道夫正在去玩高尔夫球途中，他们谈论政治、气候、高尔夫，一切都谈，只是不谈生意，因为麦道夫不与陌生人谈生意。“最后，在1997年，我对他说：‘是不是我们得谈谈生意了?”那时她是在一个小公司里，麦道夫严肃起来。“在这次会面后他变了，他仍然妩媚，但他并不宽容我提问的很多风格。”她说。

“我一问到他投资的具体动作方式，他就改变话题。”

他对她与客户的回答是：“只看回报就行了。”但高尔曼感觉她需要解释说明，她知道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选择生意，但她没看到有任何人在与麦道夫做生意，“我觉得很奇怪。”

她问他有关监管与账户的方式，但麦道夫什么也不说。尤其是他的审计公司，有两个人在13×18英尺大小的办公室里，远在纽约的郊外。

“我在审计员那里存了些钱，这样我能给我的客户更多的回报。”麦道夫是这样对她说的。她问他为什么不建立传统的交易基金，能收2％的管理费与20％的利润。“他告诉我：‘我正在以更低的费用来吸引更大的数量。”他回答道，“犹太人喜欢贴现。”

高尔曼决定不投资，在2001年，她写了两篇有关对麦道夫的质疑文章，发在了基金会的出版物上。“无论我到哪儿，我都告诉人们：‘不要投资给这家伙!”

高尔曼说，她甚至送文章给棕榈乡村俱乐部的会员。“我期待着会有人感谢我，可得到的回报只是敌意。一些麦道夫的投资者说我没有专业表现，破嘴竞争者。噢，他们真笨!笨啊!他们说所有的这些文章都是因为忌妒麦道夫，是反犹的，人们叫我是反犹主义者。我不只是个犹太人，我还居住在以色列!”

麦道夫事件真的掀起了一股新的反犹浪潮。“它真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个社会领袖说。信息蜂拥而入，《棕榈滩邮报》的网址都瘫痪了。“当我开始写麦道夫的故事时，反犹的信息开始传来，《邮报》专栏作家拉姆比特说，“用了几十年时间，反犹的社会活动才算成为过去，可现在……”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反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当地一个居民说。

麦道夫刚刚被逮捕，犹太人拉比莫什就在他的棕榈滩犹太人集会上，劝大家要注意钱以外的事情，不只是经济损失，还有更深更重要的东西。在纽约，拉比马克在《新闻周刊》上写了一封给麦道夫的公开信，反映犹太人社会对此的切肤之痛：“必须得有一些新的词汇来描述你的无耻背叛。”另一个名叫拉比马克的人，他在洛杉矶基金会因麦道夫而失去了20万到30万美元，他急得只能酗酒，大骂麦道夫是欺骗型的“贼”。“不管是拉美人，或者黑人，或者犹太人，或者基督徒，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伯纳德·麦道夫夺走了我们的信任，并强奸了这种信任，”他说，“他抓住了每一个人的意愿，因为他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

棕榈滩居民现在以犹太人为主。这里曾盛行反犹主义，很多旅馆犹太人不能住，更少有私人俱乐部，可现在城镇里的生意与社会是由犹太人统治的。“他们比华盛顿大佬们更富有，”人们说，“他们更有文化，更优雅。这不只是毁了他们的经济，也毁了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超然感觉。”

“希特勒没有做到的，他做到了!”一个棕榈滩上富有的犹太人生气地说，她失去了上千万美元，“我美丽的家，那些昂贵的家具，还有那些无价的艺术品，都毁于一旦。”

不但如此，麦道夫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回声，但已经为时太晚。500亿美元蒸发掉了。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审判。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