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赶日超美”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GDP“大跃进”。说1958年开春，毛泽东去莫斯科开会，他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钢产量可从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他算了一笔账，认为中国再过15年可达到4000万吨。于是，他公开表示。中国当年钢产量520万吨，5年后可达1000万～1500万吨，15年后可达3500万～4000万吨。由此，中国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国家战略，并发动了“大跃进”。6月，毛泽东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场赶超运动的后果，大家现在都知道，先是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的闹剧，然后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到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突然唠叨这段往事，是因为当今的中国，正发生着一场“赶日超美”的大喜剧。5月初，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计算得出，中国经济将在今年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我给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5年的姚玉栋博士去电，请他做一道计算题：大概过多久，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姚博士的答案让人吃惊：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3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在2029年前保持7％的增长，2029～2049年保持3％；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在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亿。

各位读者，如果你们的年龄在40岁以下，几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年，绝大多数应该可以熬到2049年。这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达到那样的目标。简单说，也就是怎么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

道路其实有两条，一是国家化的工业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二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前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1952年到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后一条路，是最近30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

把这些枯燥的数据——罗列，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强国。“国强民富”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民富也未必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30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到民富，如何让全民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赶日超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GDP“大跃进”。

我这样的担忧，是不是杞人忧天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回望百年中国的商业演进，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一代人身上复制和轮回。如果再看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两千年，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我们是否需要“赶日超美”?这是一个全民勇气的问题。我们将如何“赶日超美”?这是一个全民智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