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快速发展与变革中的高职教育在实践中表现出四个准备不足：一是物质准备不足，办学条件、建设速度远远滞后于规模扩张速度，难以满足高技能人才培养需要；二是思想准备不足，不论是社会还是高职院校自身对于大众化背景下的高职教育思想认识不充分，未能树立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人才观、质量观；三是理论准备不足，对高职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研究，特别是对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问题“什么是高职教育”缺乏理论诠释，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四是政策准备不足，现有的法规政策多为宏观指导性的，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已有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法规政策对高职教育的特殊性缺乏考虑。

关键词：高职教育；准备不足；物质准备；思想准备；理论准备；政策准备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一五”重大课题“广州市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研究”（编号：０６Ａ００６）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查吉德（1975—），男，江西德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主要从事高职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８.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1-7518-（2009）07-0021-03

1999年国家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后，我国高等教育迅速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出现了超常规发展态势。正如谢维和教授所言，这种态势十分令人鼓舞，因为这为大量的适龄青年开辟了就学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同时也不免引起人们担心，毕竟我们对进行规模这样大的扩招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都还不充分。[1]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主力军的高职教育，这两方面准备不足的问题尤其突出。另外，由于高职教育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只有20几年的发展历史，相应的理论与政策也准备不充分。

一、物质准备不足

2007年，教育部公布了38所办学条件“黄牌”院校，其中有34所是高职院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职院校整体办学条件状况令人担忧。这几年高职院校规模扩张速度非常迅速，招生数由1998年的430492人增至2006年的2929676人，增长了580.54%；在校生数由1998年的1174117万人增至2006年7905046万人，增长了573.28%，[2]但相应的办学经费却并没有同步增长。正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张尧学司长所言，投入额度与发展速度反差大，增加投入远远跟不上发展的实际需要，办学条件建设远远落后于扩招速度，难以满足扩招对教育资源的需求。[3]换句话说，高职教育整体上对于大规模扩招在物质上并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尤其是办学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为了获得办学经费，学校又不得不扩大招生规模以获得更多的学费收入。以国家第一批、第二批示范性建设院校为例，作为中国最好的70所高职院校，三年平均政府拨款占总收入的46.21%，学费占42.15%。如果除去1所民办学校，69所公办院校三年平均政府拨款占总收入的比例为46.86%，学费占41.66%。[4]可见，即使是公办高职院校仍有相当一部分办学经费来自学生的学费。虽然这一平均数表明政府投入依然是占大部分，但平均数掩盖了学校间的差异，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的大部分办学经费来自学费收入。据对69所公办示范性建设院校的统计，有3所示范性建设学校学费收入占到经费总收入的70-80%，有6所学校学费收入占60-70%，有10所学校学费收入占50-60%。

累计有19所示范性建设院校其学费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见表1） 公办示范性建设院校政府投入尚且如此，那些非示范性建设院校、民办高职院校的经费投入更是不容乐观。可以想象，一所公办学校要靠学费维持办学，它将很少有经费投入到办学条件建设当中去，包括校内实训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图书资料建设，等等。

另外，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基础与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办学条件的不足。一是高职院校由于办学历史相对较短，办学条件的积累不足；二是高职院校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其专业多数是面向市场的新兴专业，引进教师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双师型”教师，加上专业变化周期较短，教师队伍建设难度较大；三是作为以高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职院校，其对办学条件的要求较高，特别是设备淘汰更新周期较短，从而增加了办学成本。

二、思想准备不足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是一个数量指标，它更多的是一种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的变化，要求突破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思维模式，树立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人才观、学生观、质量观、发展观，等等。然而，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挑战，不论是社会还是高职院校自身在思想观念上都显得准备不足。

首先，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思想认识准备不足。当前国家赋予高职教育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并委以前所未有的社会使命，要求高职教育“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职业能力服务”，为“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然而，社会各界对国家给予高职教育如此高的战略地位，委以如此重大的社会责任认识不足。正如我国高等教育专家潘懋元先生所言，高职教育的战略目标与战术措施矛盾，政策措施不配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低投入，高收费；二是招生录取，先本后专；三是录用人才，学历划线；四是院校地位，本正专副。[5]第一、二、四点体现了政府对高职教育思想认识不足，第三点体现了社会用人单位对高职教育认识不足，这种认识正是精英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表现，延用精英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来评价高职教育，视高职教育为“三流”的高等教育，并在政策上、在资金投入上、在人才选拔上自然向本科院校倾斜。因此，当前不论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用人单位依然没有树立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人才观，对于新生事物——高职教育在思想认识上缺乏准备。这种认识给高职教育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使其陷入“政府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人才培养质量差——生源质量差——人才培养质量差—毕业生就业率或就业质量低——政府不愿投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发展困境之中。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办学条件差，从而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由于人才培养质量差，进而影响了考生的选择，导致生源质量差，生源质量差反过来又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差又影响了社会用人单位的选择，造成毕业生就业率低，就业质量差，由此进一步影响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见图1）

其次，高职院校自身的思想认识准备不足。这种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高职院校缺乏正确的办学定位。受传统精英教育和学科教育的影响，一些高职院校热衷于升本科，热衷于学科教育，而对于高职的类型地位缺乏充分的认识，没有认识到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类型，高职院校应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没有认识到高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没有认识到任何一种教育都能办出一流水平，都能赢得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二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生源的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大多数高职生的文化基础非常差，但教师往往以传统“大学生”的要求严格要求学生，但现实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往往会采取“放弃”的态度，即感觉高职学生是“朽木不可雕也”，然而很少有教师反省，不是学生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人才观出了问题，以及按这种人才观开展的教学实践出了问题。三是教师对自身的角色缺乏认同感。由于当下高职院校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理解和尊重，从而造成高职院校教师对自身的角色地位普遍缺乏认同感，甚至有种自卑感。没有认同感，教师也就不可能热爱这份职业，充其量将之视为谋生的手段。不热爱这份职业自然对工作也就缺乏热情，不会将之视为自己的人生事业而不懈追求并力求做到最好。[6]

三、理论准备不足

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历史只有20几年，快速发展的历史更是非常短暂，相比基础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职教育研究不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水平都非常薄弱。特别是当前高职教育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高职教育理论的指导，然而事实上这方面的理论非常匮乏，尤其是高职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是整个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也没有得到有效诠释。徐国庆博士将这种状况视为职业教育理论贫困。[7]原国家委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孟广平认为，职业技术教育的根本理论问题很需要研究，职业技术教育搞了这么多年，但在理论上太弱，没有理论支持。[8]原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也认为，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比较晚，理论研究薄弱，对一些基本问题展开研究讨论很有必要。[9]由于缺乏基本理论的指导，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只能不断摸索、不断“试误”，这种摸索和“试误”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使高职教育的发展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这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有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方面我国已有过不少教训），因为教育是面对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她容不得我们“反复”，她不是生产“产品”，失败了还可以回流再修正或者按次品处理；她也不是物理实验，失败了再来。因此，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应该是非常慎重的。

当前影响高职教育改革与实践比较突出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高职教育？这个问题是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问题。虽然当前理论界或者政府有关文件基本认为高职教育是一种高等教育类型。既然是一种新的类型，那它就必须有自身的内涵和外延，然而当下关于高职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并不明晰。有学者认为高职姓“职”、名“高”，或有学者认为高职姓“高”、名“职”，但不论是姓什么，还是没有解决其基本内涵与外延的问题。到底“高”是其内涵，还是“职”是其“内涵”？如果“高”是其内涵，那又“高”到什么程度？那“职”又是什么？是外延，如果是外延，那又延到什么范围？如果“职”是内涵，那它又“职”到什么程度？“高”又是什么？是外延，那又延到什么范围？因此，即便有些学者认为找到了什么是高职教育，但笔者认为已有观点对什么是高职的解释是经不起追问的。而这个问题作为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问题，对高职教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充分解决，那我们的高职教育改革与实践就不可能清楚为什么出发？到哪里去？

四、政策准备不足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了对职业教育立法及政策制定工作，但宏观层面的原则性政策、法规多，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不足，如经费投入、校企合作、先培训后就业、职业资格证书等方面的政策依然不完善。如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体系、实施和保障条件作了规定，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但该法是精英教育阶段的产物，对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和新问题缺乏预见性，而且该法总体上偏重于中等职业教育，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缺乏考虑。另外，对于企业和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责任虽有所规定，但不够具体，缺乏实施细则，对于不遵守有关条款的情况，缺乏补救措施。如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然而，对于如果不接纳学生实习的企业或事业组织该如何处理则没有相应的规定。正因为如此，该法自实施以来，没有发生一起个人或企事业单位因没有遵守《职业教育法》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倒不是企业做得有多好，而是缺乏法律措施监督企业承担应有的职业教育责任和义务。又如《职业教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本部门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职业学校举办者应当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的经费。然而，如果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不履行经费义务则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由此，导致职业院校经费普遍得不到保障，多数地方政府或行业部门未能按生均进行拨款，有些学校不得不通过扩大招生，增加学费收入来获取办学经费。另外，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律政策对高职教育也有匡范作用，但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更多地指向普通高等教育，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也缺乏考虑。如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基本制度、高等学校的设立、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高等学校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高等学校的学生、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等作了法律规定，但对高职教育的校企合作、职业资格证书等等内容都缺乏考虑。

可见，针对职业教育的法律政策和针对高等教育的法律政策对于高职教育的特殊性均缺乏考虑，而且这些政策更多的是宏观指导性的、原则性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企业的责任缺乏法律政策的监督，使一些法律政策难以落实。因此，要促进高职教育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相应的法规、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转引自：王洪才.大众化高等教育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个性向度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42-44.

[2]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3]转引自：王洪才.大众化高等教育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个性向度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序1-2.

[4]查吉德.国家示范性建设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状态统计分析[J].职教论坛，2007，（11）上.

[5]潘懋元.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探索高职发展中的若干问题，转引自：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中心.溯源与创新——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推进新时期高职特色发展[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查吉德.高等职业教育三论[J].广东师范学院学报，2008，（9）.

[7]徐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

[8]欧阳河等.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11.

[9]欧阳河等.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10.

责任编辑：肖称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