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摘要：文章论述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六大风险，阐发了教育风险管理的内涵及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化解高职教育风险、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因应对策。

关键词：高职教育发展；风险管理；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张健(1955-)，男，山东郯城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2006年度一般项目“高职教育的风险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06JD880001。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9)10－0016－06

教育风险是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难以破解的并可能导致高职教育走坏的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消极因素的总和，是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进程中必然存在的问题的折射，是人们对存在的问题毫无警觉而造成的累积性危机的总爆发，是人们对未来走向预测把握出现偏差的错误引领，是毫无思想的盲从，人为亦为的盲动而导致的竞争力和特色化的弱化和消泯，是克服不了的矛盾和问题的堆垒、拖累与沉沦，是对风险的麻木和浑然不觉的“温蛙”式的死亡。如果这些问题在高职教育的战略决策和实践中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解决，教育风险和危机的到来将是迟早的事。

一、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风险

(一)发展过速的“虚肿”风险

自从教育部把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后，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就形成一种强势扩张势态。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从1998年的43万人，到2005年的268.1万人，7年间增加了6.2倍；每年以29.87％的速度扩张；在校生规模从1998年的117万人，发展到2005年的713万人，增长了6.1倍；高职院校数从1998年的432所，到2005年的1091所，增长了2.53倍：高职院校的校均生规模也由2002年的2532人，增加到2005年的3909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6年的6％左右，发展到2002年的15％(目前已达到23％)，短短7年就跨越了大众化教育的门槛。而综观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美国用了30年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日本、韩国、巴西分别用了13年、15年、25年时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到15％的飞跃。这些数据充分表明：高职教育黄金10年的“井喷”式发展，是一种超常规快速发展，隐含着发展过速的风险。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严重透支和超负荷运作，使得高职教育陷于资金不足、设备短缺、师资匮乏、质量不优的困局之中。“多而不优、大而不强”，内涵空洞，运作艰窘，已成为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写照。高职教育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警惕和破解这种发展“虚肿”、过快增长的风险。

(二)办学趋同的“同质化”风险

生态学中有一个生态位理论，说的是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特定的空间环境地位和所处的位置，没有两个种可以稳定地占据同一生态位，因为生态位关涉到食物链和生存资源的占有。一般说来，在某一资源维度上，一个种能够占有一定的生态链位置，如果生态位重叠，同一生态位上的种之间会展开激烈的正面竞争，血拼和厮杀。而眼下的高职教育，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但却并没有把握好这一类型特有的生态位，办学模式和培养方法效颦大专，克隆本科，追风赶浪，扎堆式地办学情况严重，落入了“同质竞争”的陷阱，出现了角色混乱和生态位重叠现象。以安徽省专业设置为例，该省有42所高职院校同时开设“电子商务”专业，有24所学校同时开设“数控技术”专业，而且这些名称一样的专业也没有细分专业方向，实行错位培养，导致培养出的学生质量差、就业难。”也有好一点的保持自己的“生态位”、不刻意“随从”、盲目“跟班”的院校，但又陷入了将高职院校的个性特色湮灭在高职教育的共性特色的误区之中。往往在理念上提出大致相同的口号，在实践上实行大致相同的教学模式，在教材上统一使用“规划教材”、“推荐教材”，同质化现象十分明显。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失去高职院校的办学个性，导致千篇一律的办学模式和千校一面的风格雷同，所以在大家都趋之若骛地追逐某一目标，趋同化倾向、同质化特征日益彰显的时候。千万要避开潜伏着的风险。

(三)类别差距的失衡风险

教育的类别差距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以财政拨款为例，国家规定高职“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但地方政府的经费补贴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随意性大，补贴数额往往十分有限而且差距很大。有资料表明：2005年全国高职高专学校生均财政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2682.0元，最高的北京市达到7837.1元，最低的江西省却仅有1053.0元。很不平衡。区域落差很大。再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更见出类别上的落差。“长期以来在具有‘精英教育特点的财政拨款机制影响下，目前高等教育的预算内财政拨款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2005年，普通高等教育预算内财政拨款为1046.37亿元，其中普通本科学校预算内财政拨款为936.05亿元，占普通高教预算内财政拨款比例为89.46％，高职高专学校预算内财政拨款为110.32亿元，仅占10.45。与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学校数与学生数的‘半壁江山，地位很不相称。”高职教育已成为财政拨款欠缺的“重灾区”，这样的类别“落差”不仅使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举步维艰，而且在心理上也产生一种被相对剥夺感，同样是高等教育为何地位、境遇、投入等差别如此之大。众所周知，高等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来说，是需要更高的教育成本、更多的资金投入的教育，理应得到政府更多的经费支持，但现在却大大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投入，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其所酝酿的极不协调的失衡风险。理应予以重视解决。

(四)政策缺位的发展风险

随着高职教育的深入发展，政策缺位、跟进滞后的问题愈发突出。如《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形成前校后厂(场)、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但由于缺少具体的操作性政策和配套实施办法，使这一办学要求成了“强调在嘴上、停留在纸上”的泛泛号召，至多也只是在少数“点”上见出些成效，难以在“面”上践行落实。再如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支助问题，虽然国外有成功范例，法理上有充分依据，但企业就是不“买帐”，即便有些企业对学校提供了一些支持和帮助，也是“毛毛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策法规的缺位，没有法律层面上的权威指令，没有制度层面上的刚性制约，都是“软”指标，“虚”要求，企业当然乐得消费学校提供的免费的人才，而不愿轻易“买单”。还有高职教育拨款机制的调整，经费保障的改革等，都是需要以

政策调整、制度建设为保证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加快完善教育政策法规、优化制度环境，已成为高职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和迫切要求。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高职教育的深化改革、可持续发展就会陷入困境，从而导致发展停顿、整体走弱，其所隐含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

(五)资金不足的债务风险

由于高职院校普遍面临投入不到位，资金短缺的现状，而办学规模又日渐扩大，加上新校区建设、实训设备购置等，高职院校只好走举债建设、贷款发展之路。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都有贷款，少则数百、几千万元，多则数亿元。应当看到高职院校利用信贷资金，缓解了财政投入不足的压力，促进了院校的建设与发展；但贷款的压力和随之而来的债务风险也让人担心其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报载拥有6500个教师，在校生6万人的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吉林大学，日前曝出债务危机，由于透支银行贷款，该校现在已进入还贷付息高峰期，每年需要支付银行利息1.5亿－1.7亿元，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著名本科院校尚且如此，高职院校更应警惕防范，否则，随着生源数量的下降，财政状况吃紧，高职院校还贷付息能力着实令人担忧。如此一来，高职教育必然面临更大的债务风险，更易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

(六)人才流失的“抽血”风险

高职院校由于受到处在高等教育院校的低端，档次和地位偏低，社会认可度不高，薪酬待遇偏少，个人价值实现预期不乐观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人才流失的现象。一些青年教师考研、考博后，基本上不再回头；一些优秀中青年教师，评上副高或高级职称后，往往跳槽到一些本科院校或沿海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任教。高职称、高学历、高技能并没有稳定住他们“驿动的心”，使他们“把根留住”，反而成了他们出走的资本和筹码，其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损害是不言而喻的。一是高职院校优秀人才本来就极度贫匮，充其量也只占到10％－20％左右，如果再度“抽血”，无疑釜底抽薪，雪上加霜。二是对教育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干扰了高职院校的学科建设，阻滞了其快速发展，削弱了其竞争实力，其拖拽高职教育发展的“后座力”是显而易见的。三是人往高处走的发展需要和追求规律，决定了人才的外流和高移，流出的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四是人才的出走对一些仍工作在教学一线的中青年骨干教师造成了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使他们心理失衡，心神不稳，一门心思谋另栖高枝，如果不加控制，止住流失风，堵住吸附人才的“黑洞”，就会加速人心离散，形成高职人才的“真空”，导致学校的衰败。”

二、教育风险管理的内涵及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教育风险管理是对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显性的和潜在的风险及时应对、成功治理的一种管理模式。教育风险管理不单纯是指对突发事件、意外伤害等校园安全的管理，那样必然缩小了教育风险管理的外延：它是指在整个高职教育健康发展过程中孕育的发展过速、发展停滞、发展偏差、发展困境等风险因素的全面管理。这种管理包括风险预警识别、风险分析评价、风险处理应对和风险的持续监控等几个管理环节。风险预警识别是指对教育风险的一种前验判断，目的是通过对风险征兆或信号进行有效识别。达到超前预警，防患于未然；风险的分析评价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出现的教育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确定风险的性质、类型、程度、后果等，为风险的化解、处置作好准备；风险的处理应对是指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要做好规避风险的有效预案，对已经出现的风险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消除风险，或采取应急措施将已经发生的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风险的持续监控是指对教育风险始终要怀持一种警惕、监察和控制的心态，把它作为风险管理的常态过程。因为教育风险管理不是处置应对过后就完结了，它是一个动态反复的过程，必须常抓不懈，始终做好动态监控、适时修正、持续改进工作。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新的教育发展观和价值观。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指高职教育发展的持久性、连续性和广延性，高职教育发展不是一阵风，必须具有可持续性。应该在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经济、贡献社会方面能够持续发展下去。走得更远，而不是一阵风或出现大起大落。

教育风险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正相关的关系、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的关系。

(一)目标与手段的关系

美国著名的课程论专家拉尔夫·泰勒认为：“目标即有意识地选择的目的，也就是学校教职员工所向往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正是这样一种“有意识地选择”并为“学校教职员工所向往”的目标愿景。因为可持续发展是教育发展的久远大计。关系教育发展的目标引领、方向定位、未来前景，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教职工的利益所系。风险管理是手段，手段是实现目标的方法系统和运行机制，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步骤。具有工具价值。教育风险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是风险管理的基本依据和前提，对风险管理具有指向性和统帅性，决定着风险管理的目的与走向；另一方面，风险管理也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它是围绕目标并服务于目标实现的手段，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化解并迈过风险管理这道“坎”，才能达及可持续发展的久远目标。实现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反之，离开了目标的手段和失去了手段的目标都是没有意义的。

(二)正相关的关系

所谓正相关关系，是指风险管理的效能与可持续发展构成的一种“此长彼长、此落彼落”的因果联动关系。就是说，风险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成败。风险管理好，对风险的存在和发生保有警惕和防范，可以化风险于未然，或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即便风险来袭，也因有所准备和预防，可以从容应对、成功化解，将风险转化成机遇。风险管理不好，疏于防范，麻木不仁，风险意识不强，警觉不够，面对可能来袭的风险，却浑然不觉，缺乏对危机的敏感和风险的拷问。这样当风险来袭时，就会措手不及，自乱阵脚，陷于被动，使发展濒临困境。

(三)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价值观，是一种指导层面的形而上的东西，而风险管理则是具体实践层面上的形而下的操作。一方面高职教育的实践运行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正如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问题，从发展战略、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管理，都可以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原则得到某些启发。开辟新的思路，获得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须靠成功的风险管理实践的支撑。在高职教育的发展进程中，离开了保证高职教育健康运行的风险管理的成

功实践。所谓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一种奢望。

三、化解高职教育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应对策

(一)预警防范，持续发展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高职教育发展的风险管理，首先要建立一套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预警是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状态进行监测，在风险到来和造成影响之前，及时准确地发出预警信号，避免发展的盲目性，防范发展的偏差性，保障发展的健康性的一种重要的管理模式。它是教育风险管理与防范的第一道屏障，具有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状态、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发展结构等进行监测、调控，引领发展走向的功能。高职教育预警系统的建构包括发现警情、分析警源、确认警度及排警决策几个环节。警情是指高等职业教育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外部形态表现。及时地发现警情是高职教育风险管理的重要前提。警源是产生警情的根源，它是指高职教育运行系统发生故障的根源，分析警源就是要分析发生故障的根源和症结，为排警决策做好准备。确认警度，即对已然产生的警情的严重程度进行分析确认，以便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排警决策，即针对所把握的风险预警的警情和警度，正确决策，制定排警方略，以排除风险、化解危机的过程。预警防范、风险管理，首先，要健全学校内部考核监控的管理体系。考核是一种动态监控的手段，它能够及时发现办学过程中存在或出现的问题，甚至还有潜在的、隐瞒不报的问题，发挥管理主体自我检省、自查自纠的能动作用。如教学质量监控，可以防范学生对教学的不满和积怨的升级和爆发：学生管理监控，可以化解学生中存在的矛盾和各种心理问题，防止酿成大的事端；安全、卫生、饮食的考核检查，可以堵塞各种漏洞，减少甚至避免火灾、偷盗、流行疾病、中毒事件等的发生。其次，领导警示干预机制。防范高职办学的各类风险，是一把手工程，领导应当高度重视，常抓不懈。一是要有监测预警的队伍和通报制度，密切关注学校运行过程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提出预警信息，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二是根据发布的信息，领导要耳提面命，经常提醒，警钟长鸣，适时“上劲”，使大家树立起危机和风险意识。三是要制定学校的安全预警机制和防范风险的应急预案，并做好预案的学习、宣传和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四是要实施管理“问责制”。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对出现问题的部门和责任人，要给予严肃批评。追究其责任，在考核评比中要兑现惩处，这样使大家时刻都绷紧责任这跟“弦”，高度负责地做好工作。第三，风险预警和退出机制。要按照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给定的各项指标，设定风险预警下限，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如办学规模严重萎缩的，实践教学条件始终上不去的，就业率持续低靡的，教师流失日趋严重的，教学质量始终没有起色的，要给予“黄牌警告”，直至“红牌罚下”，风险预警的好处在于经常“体检”，预防在先，便于随时掌握风险动态，适时调控。及时纠正，不致于发展到“晚期”，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二)转变理念，适速发展

我们知道，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种群是不可能无限增长的。同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数量也不能无限膨胀，它也要受到高职教育系统的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和发展环境支持状况的制约，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建立在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的持续供给的基础之上，一旦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超出一定的教育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高职教育的资源供给和再生能力就会受到破坏。因而大力发展高职教育，必须要解决好人才培养的生产性和生态性的矛盾，使高职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始终控制在资源承载的弹性区间之内。而近年来高职教育发展过速、资源超载严重的现状警示我们，必须要转换发展思路，由快速发展转向适速发展，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根据高等教育的增长方式来看，分为补偿性增长和适应性增长两种方式，补偿性增长是指当高等教育在较低起点上，为了弥补差距而采取的快速、急剧的增长方式。我国高等教育从1998年－2005年的快速发展，就带有这种补偿的性质。它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迅速跨越了15％的大众化教育门槛，而达到21％，一举超过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平均水平。这标志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完成了补偿性增长而应该转入适应性增长，从世界范围看，后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一种是“初级大众化”的欧洲模式，即稳定在大众化的初级水平，如英国长期稳定在20％－30％的入学率水平；另一种是“高级大众化”。即大众化后，依然保持扩张势头，直至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如美国模式。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现状和教育生态承载力量能，理应选择第一种目标模式，即通过初级大众化的方式巩固提高，追求高职教育的适应性增长。应当说，这种发展思路的积极主动的调整，是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可以使系统的教育资源利用达到合理化和最优化，真正实现高职教育适速、优效、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培育优势，错位发展

依据前述，高职办学无论是蹈袭他人，还是迷失自我，究其原因。都是没有选准自己的生态位，没有将自己定位到教育生态链的一个合适的位置上的结果。高职教育作为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新兴的教育类型，必须要选准自己的“生态位”，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错位表示事物在体位关系上求异性的变动趋势，它是一种努力寻求事物发展定位、方向和关系上的变化的积极方式。错位发展指的是行为主体有意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以谋求更符合自身条件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路径和方法。它是差异化战略思想的体现。是培育自身的发展优势，创新求变思想的彰显，是呼唤和引导高职教育“出特色”，构建自身核心竞争力、形成可持续发展优势的根本出路。错位发展不仅要求高职院校要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区别，即便同类的高职院校各自也要拉开距离，错开空间。因而，第一，高职院校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学校实际为基础，生源条件为依据。用错位发展的理念，厘清其定位、明确其目标、完善其分类，做到准确定位，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办出特色。第二，高职院校要认真研究和规划错位发展的战略。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教育的理念错位、手段错位、功能错位以及途径错位等形式来实现和保证错位发展。错位发展就是错开恶性竞争的生态位，减少与其他学校发生生态位重叠的机率，凸显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第三，错位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做单一的考量，而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实现真正的错位发展。正如教育部[2004]1号文件《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里规定的诸多内容：即正确定位，明确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方向；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科学合理地调整设置专业：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

标。加强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建立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大力推行“双证书”制度，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大力推进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引导学生自主创业：积极进行高等职业教育两年制学制改革，加快高技能紧缺人才培养；以就业为导向，推动高职院校健康发展。这些指导性意见都是保证高职教育错位发展的重要手段和举措，必须在办学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落实。

(四)平衡推进，协调发展

无论是客观存在的高等教育的类别落差还是区域差距，都是教育生态失衡的表现，都是有违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本精神的。优化高等教育结构要求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不能偏废。经济发展的需要更离不开高职教育的顶托和支撑，“半壁江山”的“大盘子”、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贡献率更使我们没有理由轻视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要优质、高效地推进整个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就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努力推进高职教育的协调、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要针对办学条件不均衡，政府投入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状，加大对高职教育的资源投入，要出台一些倾斜政策，起码也要执行一视同仁的经费投入和资源配置政策，进而改善高职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二要主动调控，优化发展。经济学上的基尼系数是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已经被广泛使用于在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的差距方面，并产生了良好的决策效果。高职教育也应该参照基尼系数的思想和方法，根据教育成本的情况，制定教育均衡发展的系数，通过这样一个基准值，获得发展的乖离度和条件的缺失度，预先提供教育差距预警，便于政府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将均衡系数控制在一个规定的范围。三要实施职业教育示范院校与落后地区的高职院校“对口支援计划”，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包括必要的物质设备，帮助和改造薄弱校，提升他们的办学水平，实现协同发展。四要组建职教集团，实现资源共享。职教集团是指通过一定数量的职业院校、企业及行业等相关办学单位的参与合作、共同投入和努力达到一定办学目的的教育联盟。通过联盟与合作可以获取资源，解决经费紧张、资源短缺的问题：可以使学校由单一的办学主体演变为联合群体，实现优势融合，提高抗击竞争风险的能力：可以有效地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办学和共同发展。

(五)政策跟进，促进发展

政策，即为政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政令策略和行为准则。它体现的是决策层面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制度是人类活动的行为规范体系，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高职教育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以法规建设为保证，制度完善为核心，政策调整为重点，以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制度背景，设计和调整相关的政策。使改进后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的高职教育相适应的，能够推动和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而不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一要调整高职教育的一些相关政策。如国家实行的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高职教育的投入政策。国家的低投入补贴造成了投入的严重不足和失衡，学生的高收费又使的很多低薪和农村学生望而却步。使得夹缝中的高职院校处境非常尴尬，运作艰窘。所以必须对这一投入政策和机制加以改革，增加公共财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强度，并逐步实施生均财政拨款制度。在资源配置上，由于职业教育是比一般的普通教育投入高得多的教育，有研究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上它所需要的投入应当是普通高等院校的2.64倍，”因而也要实行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同的待遇。毕竟，平等是最好的“社会疫苗”。二要启动高职教育的立法工作，制定《职业教育投入保障法》、《教育事业捐赠法》等，将教育投入真正纳入依法实施、依法监管的法制化轨道。三要研究制定《鼓励、支持和规范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举办(参与)职业教育的规定》。参照德国“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强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机制，推出强制企业支助的律则，规定刚性支助的标准，并监督企业依法实施落实。同时也要出台鼓励和优惠政策，明确规范管理的措施和办法，突出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如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设备、场所：选派优秀专业人员到职业学校兼职担任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接纳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见习和工作实践：与职业学校联合开展职业培训：参与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等。对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业、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和奖励。要鼓励企业对学校投资、捐赠的“买单”行为，制定使捐赠者能得到社会尊重、扬名和获得激励的规定，创新鼓励人们主动捐赠的体制和环境，

(六)多元筹资，保障发展

首先，要提高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例。高职教育是惠及全民的公益性事业。政府义不容辞地负有保证教育投入的责任。从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看，政府财政拨款依然是大学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培养成本的70％左右。如法国，大学60％的事业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加拿大，大学75％的事业经费由政府拨款。因此，要确保政府对高职教育投入的主渠道作用，创造和谐公平的教育环境。其次，采用与本科院校相同的拨款标准，使高职院校获得的拨款经费数额与普通本科院校大体持平，或者略高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拨款经费标准，以改变目前两者在收费标准上出现的较大差异。第三，改革拨款机制，可专设质量基金，奖励给办学质量好、取得显著办学成果的院校，鼓励其适当扩大办学规模。这样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扩大规模，避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超出资源承载力的过度发展，而对办学质量差的学校，可以减少投入，限制招生规模，以扶优扶强、形成激励竞争机制。第四。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应合理承担职业教育的经费。政府应通过制定《教育投入保障法》，明确企业投入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确保企业对职教投入的实施到位。第五，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渠道，激活民间资本，提高融资水平。突破财力资源不足的深层次矛盾和发展瓶颈。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也要注意防范高职院校的贷款风险，要建立贷款风险预警机制，对超过警戒线的学校不得增加贷款，对贷款额度较大的学校，控制发展规模和建设速度，严格掌握建设标准，引导高职院校综合利用现有用地和各类设施。要总结推广学生公寓社会化的经验，引进社会资金，减少学校贷款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