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艳　李葆嘉

编者按：语言类型学不仅是语言学的重要课题，而且关涉到知识系统的建构和划分。本刊本期开设专栏，发表李艳、李葆嘉先生的研究成果——《汉-蕃语族：德里姆的假说及其证据》，旨在提醒广大读者：语言类型学是一个应该并且值得着力研究的领域。

提 要：迄今为止，汉藏语系仍是有待证明的假说。汉语在语言发生学谱系中的位置，同样争论不休。本文基于对汉藏语系和汉语系属假说的分歧的梳理，从古汉语和蕃语（Bodish，汉语音bo，吐蕃的“蕃”）同源的形态证据、词汇证据、考古文化证据三方面，阐述德里姆（G.van Driem）的汉-蕃语族（Sino-Bodic）假说及其反响。可以肯定，某种或某支语言与古代汉语的同源词和形态对应最多，这种语言与汉语的亲缘度也就最高。至于此类同源词和形态对应的某些现象在其他语言也有存在，并不妨碍结论的成立。

关键词：德里姆； 藏缅语系； 汉-蕃语族； 证据；反响

中图分类号：H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3-0139-4

Sino-Bodic：George van Driems Hypothesis and Its Evidence

Li Yan Li Bao-ji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97, China；

Nanjing Communicatio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211188, China）

Till now Sino-Tibetan is a default theory. And where Chinese is put is still unresolved.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d Sino-Tibetan and the other hypothesis on Chinese, then from three sides—morphological, lex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introduced George van Driems Sino-Bodic hypothesis and its reflection. We are sure that, if any language has more cognates and more corresponding morphology with Chinese, this language is more related with Chinese. Although less cognates and morphology exist in the other languages, the result is still the same.

Key words：George van Driem; Sino-Tibetan; Sino-Bodic;evidence; reflection

1 汉语与蕃语的同源证据

德里姆的汉-蕃语族假说基于这一设想：汉语和蕃语从原始藏缅语中分裂出来以后，在某阶段应是统一的并肯定留下若干痕迹，如词汇的同言线等。为了证明这一设想，除包拟古（1995）提出的一些可证明汉-蕃语族假说的藏－汉同源词外，德里姆（1997）将新收集的克兰迪语支的语言资料与古汉语的构拟形式比较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批同源词。完好保存在尼泊尔的克兰迪和不丹的黑山（Black Mountain）等说蕃语地区的一些古藏缅语形式，与一些古汉语形式的形态音位整齐对应。

德里姆用来进行汉语和蕃语历史比较的词汇，古汉语形式根据库郎特（Courant 1903）和高本汉（Karlgren 1923，1957）的构拟，原始藏缅语形式根据白保罗（1972）的构拟。原始克兰迪语的形式，根据德里姆（1990）制定的克兰迪东部语言的起首音（initial）/y/规则以及米奇拉维斯基（Michailovsky 1994）制定的克兰迪语起首塞音（initial plosives）规则，再参考现代林布语加以推定，大部分林布语形式来自德里姆（1987）在唐普拉村（Tamphula）所调查的菲达普话。番卡里话的资料来自安格丹布（Angdembe）。

1.1 汉语与蕃语的形态对应

1) 古汉语动词词干塞/鼻尾的形态交替：/-k~-/，/-t~-n/和/-p~-m/。古汉语的这种形态，以一字多音的方式保存在《唐韵》、《广韵》里。这些多音同义字的韵腹相同，而同部位塞尾（plosive-final）与鼻尾（nasal-final）交替。这种模式与铁丁钦语（Tiddim Chin）动词词干的同部位塞尾与鼻尾/-k～-/，/-t～-n/，/-p～-m/的交替相似，也与现代克兰迪语，如林布语和杜密语（Dumi）的动词词干的同部位塞尾与鼻尾/-kt~-/，/-ts~-n/，/-ps~-m/的交替对应。但是如果忽略了克兰迪语动词词干的同部位塞尾、同部位鼻尾的各自交替现象，如/-kt~-k/，/-莝~-/，/-pt~-t/，就很难发现它们与汉语对应的同源词。

库郎特（1903）提出的大量古汉语词对，其中也有与林布语对应的同源词，如（1）擪：hyapm压~hyám按 “镇压、抑制”（库郎特 1903:70）， *iap~*iam “按住”（高本汉 1957：164）；林布语-ips-~-im-“压、按”，林布语番卡里话-e:ps-~-e:m-“压榨、榨油”。（2）冥：miak~miān“覆盖、暗”（库郎特 1903:69），*miek ~*mieng“黑的、黑暗、使黑” （高本汉 1957:223）；林布语-ma:ks-~-ma:恰熬嗬搿⒃丁保ㄓ牒河*mā敲！懊悦！⒚Ｈ弧币部赡芡源）。（3）掠：lyak~lyán“掠夺”（库郎特 1903:69），*gliak~*gliang“掠夺、抢劫”（高本汉 1957:200）；林布语-le:ks-~-le:-“清除土/地上的树木；剥夺；使消失”。古汉语构拟，加*的为上古形式，不加*的为中古形式。此外，还列举出（4）“扩”、（5）“胁”、（6）“颠”、（7）“垫”4个词的同源对应关系。

德里姆（1987）指出，词干同部位尾音/-k~-/，/-p~-m/，/-t~-n/的交替，在现代林布语里的映射很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在林布语的许多动词词干上的有些鼻音尾并没有保留下来。比如：（8）按：hat［è］~hán“阻止、手放于某物上、压住”（库郎特1903：69），*？［?ě］ ~*-{n［àn］“压抑”（高本汉 1957:59）；林布语-Ett-~-Et-“锁住、停止、停住”。（9a）姗：sat~寉ān “拉住（女人的）长衫；好的、漂亮的” （库郎特 1903:69）；林布语-sEt-在反身动词sEtchi莔ad里的含义是“徒劳地表现自己、傲慢的”。（9b）姗：现代义“好笑；（女人）动作慢”。 与“按”对应的林布语词干-Ett-~-Et-已经没有鼻尾交替现象。与“姗”对应的林布语词干-sEt-，无法确定其是否是上古汉语投射出来的条件变体。

2)上古汉语的祈使前缀*s-、祈使后缀*-s和指示后缀*-(n)t，在历史长河中都脱落了，但其原始形式还完好保存在现代林布语里。例如，（10）散：*sān“散开、散开的”（*s{n，高本汉 1923:232）；林布语-sεr-~-sεt-“散开、分开的、走向不同方向”，林布语番卡里话-sε:r-~-sε:t-. （11）撒：*s{t“散开的、传播、使松”（高本汉 1923:232）；林布语-sεnd-~-sεn-“分裂、散开、驱散、搬出父母的家”，林布语番卡里话-sε:nd-~-sε:n-. （12）散: *sāns“散开”（白一平 1992：354）; 林布语-sεs-~-sε-“散开、使散落、散布”，林布语番卡里话-sε:s-~-sε:-.

3)上古汉语表某一状态的前缀*a-（蒲立本 1991），与古藏语前缀h-、古缅语前缀a-同源。德里姆并提及，前缀*a-类似于沙加尔（1994：279-281）为上古汉语构拟的浊音前缀*N-，斯塔罗斯金指出这一浊音前缀在克兰迪语、蕃语和喜马拉雅西部语言中都有映射。

4)上古汉语的时体后缀*-a（蒲立本 1999），与原始克兰迪语表过去时或不定过去时的后缀-(t)E同源（德里姆没有举例）。

5)上古汉语的名词前缀*k-（白一平 沙加尔 1998），加在动词前产生表具体事物名词，可能与林布语第三人称代词前缀ku-、林布语分词形式kε-...pa的kε-同源。上古汉语的前缀*k-也出现在古代部落名称中，如姬*k-迹姜*k-la牵妫*k-wraj有可能是前缀*k-与某些动物名或地名的结合，形成这些远古部落名称。

6)上古汉语的*莂“吾”和*na“女（汝）”表单数，而*莂j“我”和*莂j“尔”表复数（沙加尔 1999）。“吾”主要作主格和所有格，“我”（始见于周朝中期）作宾格和介宾。“我”和“尔”的尾音*-j映射了藏缅语的第一和第二人称复数后缀*-i在蕃语中有整齐的映射。

7)上古汉语似乎还保留了与其他克兰迪语词缀同源的后置词（postpositions）。如薛施乐（Schuessler 1987）描述的古汉语后置词“然、如”，与其他克兰迪语的某种形式可能同源：然—*nan“像”，杜密语方式后缀-nna“如同、像”；如—*na“像”。杜密语的后缀-nna出现在方式副词中：tetnna“用这种方式”，metnna“用那种方式”，mwo:tnna“为什么、用何种方式”，mwo:ho:tnna“怎么、怎么样”；关系副词he:tnna“像、如同……一样、用……方式”。此外，还可以作为动词后缀表某种方式，如abo-a ya tim m-dok-nna...“……用这种方式没人找得到”（德里姆 1993， 1997， 2001）。

1.2 汉语与蕃语的词汇对应

最早研究汉语和藏语对应词的学者，可能是莱普修斯（Lepsius 1861）。20世纪上半叶，基于高本汉的《汉语和日汉分析词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西蒙（Simon 1929）找出了一批汉－藏同源词。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方面，雅洪托夫（Yakhontov 1959, 1965）、李方桂（Fang-Kuei Li 1974）、李壬癸（P.J.-K Li 1983）、柯蔚南（Coblin 1986）、薛施乐（Schuessler 1987）、斯塔罗斯金（1989）、蒲立本（1984, 1991）、白一平（1992，1995）构拟的上古汉语形式，与藏缅语越来越接近，而其中白一平的上古汉语构拟尤其与蕃语相似；另一方面，白保罗（1972）、包拟古（1980）和白一平（1994）发现一批与藏缅语西北支（蕃语）和西部藏缅语形式对应的上古汉语词根。

基于这些成果和自己的研究，德里姆发掘了一批具有相似性的汉语和蕃语的对应词。在蕃语中的这些对应词远远高于蕃语支之外的其他藏缅语，由此推定汉语－蕃语的关系更为亲近，有可能源于同一祖语。词汇证据比形态证据要丰富得多，除上面列举的12个同源词，德里姆（1997）列出的同源词还有80个（限于篇幅，不在此处列出）。

这些同源词中，有15个（鸟、黑、血、凉、亡、飞、畀、手、心、悉、虱、红、看、立、游）见于“斯瓦迪士百词表”，有7个（血、畀、虱、手、盐、亡、悉）见于“雅洪托夫35词表”。

1.3 汉-蕃关系的考古文化证据

任何一种关于语言发生学的假说，都基于某些考古文化证据。就新石器时期晚近阶段，汉语和蕃语的居民在地理上毗邻的可能性，德里姆（1998）讨论过，并认为正是这种地理毗邻的可能性才使汉－蕃语的“共同存留”具有特殊价值。公元前第三千纪，当蕃语或克兰迪语的祖先统治喜马拉雅地区时，汉语的祖先却已融入了黄河谷地多种文化的漩涡。即使周朝的汉语仍然保留着一系列与克兰迪语相同的远古特点，但华北平原的社会和文化的持续发展必然导致汉语的急剧演变。与之不同，并未与世隔绝但相对封闭的山区状态，致使克兰迪语居民将远古语言的若干形式完好保留下来。

小米在东亚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马家窑考古文化和仰韶考古文化中，都发现了最早种植这种粮食作物的孑遗。上古汉语称之为“稷”bts唊，不丹西南的罗可扑语（Lhokpu）称之为cǎkto“狐尾草籽”。作为锡金－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西北藏缅人即古蕃人，他们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将小米作物引进到喜马拉雅地区。到公元前第二千纪，小米从喜马拉雅地区向西、向南传播，已经超出了说藏缅语的居民的范围。

对尼泊尔东部的克兰迪语社团来说，没有小米酒则不能举行仪式，特别在祭祖仪式里不可缺少。在尼泊尔和不丹的部分地区，现在仍然广泛种植小米。在不丹的贡杜克语（Gongduk）使用地区，狐尾草籽和高粱米被作为敬献部落祖先的主要贡品。在商周考古中，发现了大量只在仪式上使用的青铜酒器。这些工艺考究的不同器皿包括觚、壶、尊、觯、觥、卣、斝、盉、彝、耒、罍、角、爵等。在克兰迪语、贡杜克语中，也有一系列专用于敬神时装小米酒的酒器。除了酒祭之外，上古汉语社团、克兰迪语社团以及其他喜马拉雅语社团还都存在血祭。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讲古代汉语和蕃语的人群可能来自同一祖先。

2 德里姆汉－蕃语族假说的反响

任何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新假说，学术界总有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反应。不赞成传统汉藏语系假说的帅德乐（Starosta 2005），部分接受了汉－蕃语族假说。关于东亚语言的史前，帅德乐的思路是，从原始“藏缅语”中分化出来的两大支系：汉－蕃语支可与仰韶新石器考古文化（公元前5800）联系起来，喜马拉雅-缅语支可与甘肃大地湾新石器考古文化（公元前6500）联系起来。然后，原始汉-蕃语再分化为汉语支和唐古特－蕃语（Tangut-Bodish）支，而唐古特语（西夏语）比羌语更接近蕃语。

尽管马提索夫（Matisoff 2000）对“汉-蕃语族”的评语是：一个新的“大胆的、勇敢的、无畏的”分支假说，但是实际上否定了德里姆的假说。德里姆认为，他所列出的汉－蕃同源词只存在于汉语和蕃语之间，在藏缅语的其他语言中都不存在，马提索夫却在其他藏缅语里找到了一些与之同源的对应词。从方法论上，马提索夫指出，德里姆的比较不注意历史层次，特别是把古汉语形式与现代林布语进行比较，所举同源词在语音－语义上的说服力也存在问题。“语言所处时间”与“语言历史层次或年代深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两者的“语言所处时间”差距很大，但是“语言历史层次或年代深度”可能相近，因此古汉语形式与现代林布语并非不可比较。否则，要求林布语与古汉语的“语言所处时间”相同，都在距今3000年左右，也就取消了无上古传世文献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的可能性。此外，马提索夫还就德里姆（1997）的“藏缅语系”东部分的南支（西南支：彝－缅语和克伦语；东南支：羌语和怒语）提出异议，认为彝-缅语和克伦语没有特别亲近的关系，声调系统的类似可能由于语言之间的长期接触。怒语语团的倡导者是杜冠明（Thurgood 1985），而后来他已否定此说。至于羌语、彝-缅语和克伦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迥然不同。

德里姆的“藏缅语系”及其“汉-蕃语族”假说值得重视和推敲。首先，德里姆所辨认的“汉-蕃语族”同源中，没有亲属词、自然现象词以及数词。关于数词是否属于基本词汇存在争议，有可能在产品交换发生后出现借用。但是亲属词、自然现象词自古就有，在同源比较中则不可或缺。其次，德里姆提出的一些同源词的语义对应关系比较松散，如古汉语的*p糿“粉”，对应林布语的-putt-~-put-“筛、滤”; 古汉语的*prō恰鞍睢保对应林布语的pa:莗he“村子”、pa:莇zum“集市”。采用松散的语义关系，很容易在同音异义词丰富的古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找到语音相近形式。再次，德里姆认为汉-蕃语族共有的“同部位塞尾和鼻尾之间的交替现象”并非独有，在书面缅语中也有/-k~-/交替，如mak“做梦”和hma恰懊巍薄Ｔ谑槊娌赜镏幸灿/-g~-/、/-g～-/交替，如nyug-rum“太监”和nyu-rum“太监”，nyag-ma“女人”和nya-mo“妻子”并存（龚煌城1994）。

归根结底，汉-蕃语族假说的支持主要依靠两条证据。一条是上古汉语和蕃语之间存在一批同源词；一条是上古汉语和蕃语之间存在一些形态的相似性。而反对者则认为：共有词汇的存在仅表明这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可比较现象，而并非肯定相互之间必然存在发生学关系。汉-蕃语族假说的支持者所提供的一些同源词，在其他藏缅语言中也可以找到，不能作为汉-蕃关系特别亲近的确证。而白保罗构拟的、后来学者有所修改的原始藏缅语形式，主要基于书面藏语、书面缅语、米佐语（Mizo， 卢舍依语）和克钦语（Kachin，景颇语）。如果汉-蕃之间存在特别亲近关系，并因此也就与书面藏语具有特别亲近联系，那么任何能正确地用来说明藏语及蕃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如米佐语、克钦语）的形式，也就都能用来说明汉语与它们之间同样存在亲近关系。

参考文献

龚煌城. 原始汉藏语的韵母系统［A］.王士元. 汉语的祖先［C］.中华书局, 2005.

Bodman,N.C.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A］.In F.van Coetsem & L.R.Waugh（ed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C］. Leiden: E.J.Brill, 1980.

Coblin, W.S.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M］.Nettetal: Steyler Verlag,1986.

Karlgren, B. Grammata Serica Recensa［M］.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

Li,P.J.-K. Archaic Chinese［A］. In D.N. Keightley（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Matisoff, J.A.The Contribution of Tibeto-Burman Research to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Language［R］. LecturePresented at Peking University, 1983-4-28.

Matisoff, J.A. On ‘Sino-Bodic and Other Symptoms of Neosubgroupitis［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0（3）.

Sagart, L. Proto-Austronesian and Old Chinese Evidence for Sino-Austronesian［J］. Oceanic Linguistics, 1994（2）.

Sagart, R.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tuistics and Genetics［M］.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

Shafer, R.East Himalayish［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53（2）.

Shafer, R. Classification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J］. Word：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New York, 1955（11）.

Shafer, R.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Part IV)［M］.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74.

Thurgood,G. and R.J.Lapolla.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M］.Routledge Language Family Series 3, 2003.

van Driem,G. A Grammar of Limbu［M］. Wes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1987.

van Driem,G. The Proto-Tibeto-Burman VerbalAgreement system［J］.BSOAS,1993（2）.

van Driem,G. Black Mountain Conjugational Morphology, Proto-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and the Linguistic Position of Chinese［A］.In Yoshio Nashi, J.A.Matisoff and Y.Nagano（eds.）.New Horizons in Tibeto-Berman Morphosyntax ［C］.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95.

van Driem, G. Sino-Bodic［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7（3）.

van Driem, G. Neolithic Correlates of Ancient Tibeto-Burman Migrations［A］. In R.Blench and Matthew Spriggs（eds.）.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II)［M］.London: Routledge, 1998.

van Driem,G. Tibeto-Burman Phylogeny and Prehistory: Languages, Material Culture and Genes［A］. In P.Bellwood and C.Renfrew（eds.）. Examing the Farming /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M］.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收稿日期：2008-09-11

【责任编辑 郑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