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阎连科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如《瑶沟系列》、《年月日》、《日光流年》等，通过悲剧的形式表现出对人类生活、生存环境的思考和关注。作家为表现这一主题，语言方面主要通过对征兆的运用和对词语的色彩、声音的利用，增强作品悲剧情感的抒发。这种技巧的使用，使他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思想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和无限的光彩。

关键词：征兆 色彩 声音 悲剧情感

“一种特别的小说语言，总意味着一种特别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希冀获得社会意义的视角，正因为是思想的载体，话语在小说中才能成为描绘的对象。”[1]一切形式的背后都有非形式的原因，作家选择的独特的语言形式，正是来自他感知人生的独特方式。独特的语言对于小说审美效果的强化、小说主题的深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阎连科早期小说语言悲剧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征兆的运用，“悲剧强调了某些语言的应用：预言和预兆的若隐若现，对主人公命运的揭示，……愤怒语言的释放”[2]。这得益于他所接受的乡村文化。不祥的征兆具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悲哀，使作品显现出浓浓的悲剧气氛，达到了凄怆、哀惋、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乡间故事》中家人、村人满怀喜悦地准备着“我”和村长家的三姑女的婚事，在“我”为喜事去拉猪准备回来宰猪的路上：

我面前路上，横着一条黄蛇。

这蛇一米余长，粗处如拇指，细处如筷子，亮皮上缀着黑斑点、红斑点、黑红斑点。它横卧在沙路上，皮肤被阳光辉映得银光闪烁。等我靠近时，它悄悄张开了带锯齿的红嘴，火烬似的眼睛探我一眼，又探我一眼，仿佛终于认出了我是谁。我立下。蛇依旧不动。不必说，这是不祥之兆。（《乡间故事》）

果然，“我”的婚事吹了。意外出现的蛇让人感到骇然，但随后婚事不成的消息比蛇更加令人恐惧和绝望。“我”娶不到村长家的三姑女，这就意味着“我”和村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没有了，全“瑶沟村”人看到的一丝希望又破灭了，同时这种悲剧的突然而至也为后面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在《瑶沟人的梦》里，“我”被村里从洛阳召回，意气风发要竞选大队秘书，当“我”和队长三叔商量完，回家路上却看到：

这是隆冬季节，穿沟风像牛皮鞭梢样抽来抽去。村子里极静，皂角树的枝条在夜里甩出很亮的声响。零星的几窗灯光如同几块铺展开的黄绸在村街上的雪上浮着。从队长三叔家出来，我俩刚到胡同门口，就见在一窗黄光下，有一个老人不断地举一把镰刀，一下一下地朝着脚下砍去。随着老人镰刀的起落，那空洞、无力的声音，便在村里徐缓地回荡。雪光里，那身影和声响扭在一块，使人心里怵疑。

老人用镰刀砍树根以驱除厄运的无力和悲凉在踌躇满志、充满热情的“我”的内心投下了一个不祥的阴影。这段描写给全文定下一个悲剧基调，当“我”和村人付出巨大代价最后失败时老人也因为砍树根累死了。从全文来看，没有权势做后台的“我”竞争秘书的行为和老人砍树根以驱厄运的做法具有一致性，都是荒唐和不切实际的，但又是无奈和悲凉的。老人悲剧的命运预示着整个瑶沟人的悲剧命运，二者之间有着一种本质的意蕴联系。

在阎连科的小说里，作家的悲剧感受不是通过愤怒语言的直接释放展示的，这种因悲而产生的愤怒在阎连科后期创作中转化为一种情感的、内在的愤怒。“激情和愤怒，是写作者面对写作的一种态度，是写作者面对历史、社会和现实的一种因疼痛而独立、尖锐的叫声，是一种承担的胆识，更具体地说，是写作者在面对责任与逃离时的一种极为清醒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写作，就是写作者心灵滴血的疼痛，是疼痛中的文学救护。”[3]这种情感的愤怒表现在语言上，就是着力于语言的“力”的渲染，从色彩上看如泼墨般浓重，从声音上听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一样高昂悲壮。

阎连科的小说世界中，色彩词经常被运用于通感，于是听觉、嗅觉、触觉等各种感觉都有了色彩，阎连科小说中的色彩词具有浓重、饱满的特点，从表象看有水墨画的浓重和饱满，从深层体会又有印象派画的夸张，让人感觉出一种笔锋的冷峻、情感的激越。色彩被当作一种特殊语言，色彩视觉形象通过联想会给我们一些其他的感觉，如暖色、冷色等。阎连科小说的语言世界中，色彩词不是一种客观表现，而是一种主观感情的投射。

比如：“父亲在那边床上翻了一个身，响出的干柳吱咔声，白亮亮地淹死屋里的虫鸣和庄稼的生长声”（《朝着东南走》）， “先爷说到这儿时，吸一口烟，借着火光他看见玉蜀黍生长的声音青嫩嫩线一样朝着他的耳边走”（《年月日》），“运着的当儿，她就听到身后三妞青灰灰的尖叫”（《耙耧天歌》）。在这几句话中作者所用的几个色彩词“白亮亮”“青嫩嫩”“青灰灰”，它们不是为了告诉读者是哪种颜色，而只是借助色彩传达出一种或清冷或弱小或悲凉的悲剧性感觉。又如：

春天本该是春天的味道，如花的草的，蓝蓝浅浅的，悠忽地飘散。或者，绿绿的，浓浓的，郁香儿扑鼻，似这深巷里的酒呢。可是，落日时分，吴家坡人却闻到一股血味，红红淋淋，腥浓着，从梁道上飘散下来，紫褐色，一团一团，像一片春日绿林里挟裹着几颗秋季的柿树哩。谁说，你们闻，啥味儿？把夜饭端到村口饭场吃着的人们，便都在半空凝住手中的饭碗，抬起头，吸着鼻子，也就一股脑儿，闻到了那股血味。（《黑猪毛白猪毛》）

在这段景物描写中，作家用通感的艺术手段描写景、物、人，对美丽的春天的着色是独特的、陌生的，在浅浅的、蓝蓝的颜色中，染上了浓浓而耀眼的红色，使其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主观色彩，而这色彩给人的心理直觉是充满着血腥味的。这就暗示出了这篇作品的基调——在没有杀戮的悲剧中，仍旧能够闻到血腥味：在平淡的描写中，见出激越的呐喊；在无奇的色彩中，看到灵魂的颤栗——那才是精神悲剧的深刻之处！

拟声词是阎连科小说语言在声音方面的特色。拟声词又叫象声词，是摹拟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事物声音的词。使用拟声词可以加强语言的直观性和具象性，使读者获得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受。阎连科小说中的拟声词，不追求相似度和真实感，而是造成拟声的失真和错位，使读者获得一种夸张和变形的超常体验。

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全书的第一句：“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死”本来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不具有听觉效果，在这里阎连科不仅赋予其声音（“一声”），而且还是巨大的声音（“嘭的一声”）。这种先声夺人和夸张的做法不仅使人们对“司马蓝”之死有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这种声音产生的恐惧和不幸贯穿小说始终，因为像司马蓝这种“非正常”死亡是三姓村所有人的悲剧命运，也可以说这一声是上天降临三姓村厄运的征兆，因为从这一声起我们开始了对三姓村人悲剧性生活和命运的认识。因此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拟声词的运用起到了一个强化悲剧效果、增强悲剧感觉的作用。这样的句子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大量存在。如：

说完这一句，他的上下眼皮哐当一合，踢踢踏踏朝梦乡走去了。 （《年月日》）

先爷站在自家的田头上，等目光望空了，落落寞寞的沉寂便哐咚一声砸在了他身上。（《年月日》）

“哐咚”“哐当”一般情况下摹拟的是未装货物的火车车皮之类巨大而笨重的金属容器沉重的撞击声，声音非常沉闷而没有生气。合上眼皮时本没有什么音响可供摹拟，作者却用“哐当”来描写，夸张至极，突出了先爷的极度疲惫和乏力。后一句中“落落寞寞的沉寂”作为一种心灵的感受在现实中也是不会伴随任何声响的，但作者用“哐咚一声”“砸在他身上”来描写，就写出了先爷心情的无限沉重，将先爷心中的失落、绝望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可在这将要倒地时，他往玉蜀黍的顶部看了看，顶部的一圈干叶中，有一滴绿色砰的一下撞在了他的目光上。（《年月日》）

“砰”一般摹拟的是重物撞击或落地的声音，“一滴绿色”撞到先爷的目光上，也“砰”的一声，这就将赋予了这一滴绿色以厚重的质感。整个村庄被干旱烤焦，全村人流落他乡，仅有先爷和他的盲狗守护着村里唯一的一棵玉蜀黍，先爷艰难守护的目的在于待第二年雨季到来村民们归来时这棵玉蜀黍能给大家留下播种的种子，这时候这“一滴绿色”已经浓缩了先爷用全部生命来守护的希望，也是全村人生命延续的唯一希望，先爷看到的不是一滴普通的绿色，而是全村人沉甸甸的命运。

阎连科的悲剧化语言强化了他的悲剧性创作，表现出了他对生命、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小说中呈现出的独特的悲剧审美风格，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思想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和无限的光彩。

注释：

[1][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2]转引自张瑄：《在矛盾与不协调中趋向“现代”——论〈苔丝〉悲剧形式的独创性》，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阎连科：《关于疼痛的随想》，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王晓丽 新乡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5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