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鹄

读李元洛先生新著《元曲之旅》，宛如闯进一座姹紫嫣红的大花园，只觉得斑斓照眼，清香扑鼻，让人久久醉在沁人心脾的艺术享受之中。诚然，李元洛是中国文学园林一名勤勤恳恳的“老农”，几十年来，精耕细作，硕果累累。他最初潜心诗学研究，有《诗美学》等10部理论专著献给读者，尔后移情别恋，从事创作，又有《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等“中国文学之旅文化大散文丛书”惊艳文坛，给中国当代散文园地吹来一缕缕清风，受到读者的普遍赞誉。

作家语言形成个人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以此衡量，李元洛早就是一位成熟的作家，窃以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的文学语言已然有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典雅清丽、活泼新鲜、书卷气里透出幽默感，散文笔调中流淌着诗的风韵。从而表现出高品位的艺术人格、敏锐的诗性思维和独特的审美感受。这种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语言风格的表现，无非是渗透在词法、句法和修辞诸多方面。囿于篇幅，本文不拟面面俱到，仅就修辞中“比喻的运用艺术”，谈谈个人在阅读中的一点感悟。

比喻是人们运用想象、联想“以彼物比此物”从而认识客观世界，表达主观情思的一种重要修辞手段和艺术手法，也是文艺创作中构成“形象思维”的方式之一。而“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因为只有感性的形象才能刺激受众的审美想象，扩展其再创造的审美空间。而比喻，一般说来是以具体形象作喻体(“虚喻”除外)，因而它具有非同一般的表现力。正如秦牧所说：“美妙的比喻，简直像一朵朵色彩绚丽的花，照耀着文学。它又像是童话中的魔杖，碰到哪里，哪里就产生奇特的变化。”(《艺海拾贝》)正因为这样，故而杰出的作家无一不是运用比喻的巨匠，鲁迅、沈从文、钱钟书等都是适例。同样，李元洛亦是巧喻善譬的斫轮老手。那么，李元洛在《元曲之旅》中，比喻的运用有哪些特色呢?

首先是运用频率相当地高。展读《元曲之旅》，我们会感到，精妙的比喻，联翩而来，有如节日长街的彩灯，光辉灿烂。吸引着人们惊喜的目光。我随意作了个抽样调查。全书最短的一篇《骗你没商量》，不到三千字，比喻竟达12处之多。这是其他作家作品中少见的。“比喻运用频率高”除了总的数量较多以外，还表现在比喻运用的方式上。《元曲之旅》的比喻，较少单个的，往往是两两成对：在唐诗宋词中，记梦之作如“繁花之盛开。似繁星之照眼”(《桃李东风蝴蝶梦》)、“诗的音乐美，是诗通向读者的桥梁，是诗可以振羽而飞的翅膀”(《春兰秋菊不同时》)。还有三个以上的“喻体”比譬某一“本体”的“博喻”(西方称“莎士比亚式比喻”)，这种比喻方式在《元曲之旅》中出现的频率亦相当之高：“梦，是爱情的守护神，是人生的避难所，是精神的理想国，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世外桃源”(《桃李东风蝴蝶梦》)，“像平野一样开朗。像火焰一样热烈，像岩石一样自信，像飓风一样意气飞扬，像初升的朝暾一样青春勃发，诗人们(引者按：指唐诗人)都渴望建功立业，以不辜负有为的时代和自己有为的生命”(《花开三朵》)。四个或五个有力的比喻，联袂登场，协同作战，其气势之盛，有如决堤的黄河之水，一泻千里，不可阻遏，给受众以巨大的震撼和审美的满足。想象力何等超拔：无怪乎黑格尔将想象力视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美学》第一卷)。

关于比喻的运用。我国现代文学中有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位是钱钟书，出手极其大方，《宋诗选注·序》，约八千字的篇幅里竟活跃着30多个比喻。当然是“多而好”；另一位是老舍，手攥得很紧，简直近乎吝啬，四千字的散文《想北平》，其比喻寥若晨星，两三处而已，自然是“少而精”。作为文学鉴赏者，二者我都喜爱，犹之夏夜纳凉，月朗星稀令人心旷神怡，而繁星丽天谁又不备加赞美呢?显然，李元洛作品中的比喻不是“星稀月朗”，而是“繁星满天”。

有人说，比喻是作家艺术功力的探测器，我以为比喻也是展示作家语言风格的“小窗口”。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李元洛语言风格的基本特色：典雅清丽。请看：“诗词是雅文化，诗词的语言是雅语言。然而。唐宋两代的诗人与词人，也总是努力提炼生活中的口语入诗，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活色生香，如同花苞上饱含着黎明的露水，绿叶上闪耀着春日的阳光。”(《春兰秋菊不同时》)“词中的鼎足对还只是在少数词牌中出现。而且大都是三字句或四字句，有如梅花虽然报春，但却只是在冰雪早寒之中，春天毕竟要到阳春三月才会繁红艳紫。盛妆登场，鼎足对也要到元曲之中，才蔚为壮观与大观。”(《春兰秋菊不同时》)

请注意：其间的喻体“花苞”、“阳光”、“梅花”、“冰雪”等都是自然物。我们的先哲喜欢为“自然”高唱赞歌：“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虎豹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刘勰：《文心雕龙·情采》)，道家崇尚自然，倡言“道法自然”，《老子》“郁郁乎文哉”，简直是一首自然的赞美诗。因而我国古典哲学、古典美学认为，美和人的审美活动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协调。这大约就是富有东方神秘色彩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由此可知：“梅花”“阳光”等喻体，看似寻常，然而细细寻绎，它们却隐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自然便会闪耀出“典雅清丽”的风采。

作家的语言风格具有鲜明的主调，但并不意味着语言风格的单调。布封说：“一个大作家绝不能只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上同一的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布封论风格》)李元洛的“印章”当然不止一个：他既具有“雅”的逸韵，也不乏“俗”的风神：“李白多的是壮志不伸的苦闷与愁情。但他的豪气在诗中表现得也是足够牛B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黄河的注册在案假冒必究的永久性商标，黄河也当以李白为他作广告而骄傲。”(《悲怆的豪放》)又如，元曲继承唐诗宋词而有所发展，作者便巧于比譬：“就像新开张而生意兴隆的店铺公司使原有的资产增值与翻番。”(《缪斯的点金术》)上述两个语段的“喻体”都采撷自现实生活，是同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这就给语言注入了新的活力。诚然，李元洛的语言既典雅清丽，又活泼新鲜。就是因为他“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鲁迅)。你看：酷毙、帅呆、粉丝、出场费、超级大腕、大牌明星等等“时尚语”和“新名词”都在他语言的“舞台”上不时闪亮登场，给读者以新鲜的刺激，使得“书卷气”中透出几分幽默感，给作品平添“雅俗共赏”、“亦庄亦谐”的丰富色调。必须特别指出：《元曲之旅》语言的“俗”，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与时下那种“下半身写作”的低俗、庸俗和恶俗是绝对不能同日而语的。诚然，美的形态是多元的，人的审美情趣自然也是多元的。但只要健康向上，则无论雅俗、庄谐、刚柔等都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李元洛不也在书中郑重宣称：“无论是诗或是词与曲，我喜欢杏花春雨江南，也倾心白马秋风塞上；我欣赏阳刚之美的壮士横刀，也有情于阴柔的美人挟瑟。”(《悲怆的豪放》)

文学语言要永葆自己的“天生丽质”，窃以为应该做到“三适”：“适境”(适应特定语境)、“适体”(适应特定语体)、“适度”(无“过”无“不及”)。从《元曲之旅》的语言实际出发，现在着重谈谈“适境”。“巧妙地适应特定语境”，这是《元曲之旅》比喻运用艺术中又一鲜明的特色。所谓“语境”是使用语言时与言语行为有关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实际情境，又叫“语言环境”。它是语言存活的空间。因此，写作中语言的运用，只有与特定的语境紧密结合，才能像鱼儿入水、花木逢春一样，迸发出一种诱人的生命活力。作为著名学者、作家的李元洛，自然深谙此中三昧。你看，他是这样蘸满激情地赞美施惠“孤篇绝唱”独特的艺术魅力：“施惠的[南吕·一权花]《咏剑》在元曲中也可谓孤篇横出，让人凛然于它出鞘的寒光……他的咏剑之作，是对前代咏剑诗的继承而自出锋芒。”(《末世文人的英雄情结》)“出鞘”、“寒光”、“锋芒”，紧扣语境设喻，匠心独运，摇曳多姿。又如他非常激赏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中“叠词运用之妙”，便别出心裁，以比喻加叠词予以评析和咏叹：“叠词如雨，文章的开始就已经滴滴答答敲叩我们的听觉神经了，全文抒写数十年在不同环境与心境下听到的雨声，真是有如一阕由叠词所构成的淅淅沥沥滂滂沛沛铿铿锵锵的交响乐，让我们读来行迈靡靡啊中心摇摇，恍恍惚惚回到了元曲啊走进了元朝。”(《春兰秋菊不同时》)应情适境，妙趣横生，好一段奇文字，美文字，与余文对照，相映生辉。堪称双壁。吟诵之间，真禁不住要浮一大白!难怪王开林说：“李先生具足雅士之情，才子之笔，哲人之思和豪侠之气”(《元曲之旅·文章不写半句空[代序]》)。

以上两例关涉的是为“小语埔”，指书面语的上下文或口头语的前后语，所形成的语言环境。欧阳说：修在三峡赋诗云：“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旬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胡仔：《西清诗话》)欧阳修说的是自己创作中对“小语境”的感悟。由此可知：孤立看，语言无所谓妍媸美丑。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以确定其真正的审美价值。一如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所说，“好的文体就是恰当的场合恰当的词。”“小语境”外，还有所谓“大语境”，是指语言表达所关涉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对此，不论创作抑或鉴赏，都应予以关注，这样才能领其真趣、发其精微。例如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孤立看，“煮豆燃萁”，只是乡间习见的琐事，有何深意?而联系曹氏家庭纠葛这个“大语境”，就会惊叹于封建宗法社会中兄弟相残的无情，透视出争权夺利而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从而顿悟其内涵的深刻与构思的巧妙，语境之为用也，大矣哉!《元曲之旅》自然也没有忽视其大语境。如所周知：唐诗“高华”，宋词“精工”，元曲“质朴”，或曰：“诗庄”、“词媚”、“曲佶”。从这一“大语境”出发，《元曲之旅》的语言，较之《唐诗之旅》、《宋词之旅》那是通佶得多。关于这一点，前文“‘佶的风神”一节，已初见端倪，再看作为文章“眼睛”的标题，书中就有《柴米油盐酱醋茶》、《骗你没商量》、《与狼共舞》、《西北与东南》、《生存还是毁灭》，约占全书标题总数的五分之一。而这样带着“布衣味”、“泥土气”的标题，在《唐诗之旅》和《宋词之旅》中硬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然而，这决非偶然，而是作家语言运用中“语境”意识的一种理论自觉。但万变不离其宗。从整体看，《元曲之旅》的语言仍然保持着作家“典雅清丽”的基调和底色。所谓“正而能变，大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兼得众调”(胡应麟：《诗薮》)。

为了亮出自己美的风韵，当代美女对于发型和鞋子特别讲究，因为它们处于特别显眼的位置，文章的开头、结尾与发型、鞋子的作用颇为神似。故而大凡老练的作家对此都决不掉以轻心。明乎此，就会省晤出《元曲之旅》的文章为什么开头和结尾都写得那么精彩，而之所以精彩，作家的“杀手锏”(比喻)的威力是不可低估的。试看：

元代是中国读书人的冬天。英国十九世纪名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说：“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然而。元代的读书人虽处天寒地冻之中，但他们却听不到任何冬天解冻的消息，一直到不满百年的元朝的灭亡，一直到元统治者从大都仓皇退回漠北他们那发祥之地，一直到一轮血红的落日为这个短命的王朝画上一个结束的句号。(《末世文人的英雄情结》的开头)

……那个武功赫赫的朝代早已烟消云逝了，连它的缔造者成吉思汗的埋骨之地都成了永远的谜团，众说纷纭，疑真疑幻，不知有谁能够破译!只有用那个朝代冠名的有别于唐诗宋词的诗作，如同开不败的花朵，生气勃勃地繁茂到今天，我们蓦然回首，仍会惊艳于它那丰富的色彩和泼辣的格调、叹赏于它那冷峻的风骨与独异的芬芳。(《花开三朵》的结尾)

元曲的著名作家乔吉认为，优秀诗文的开头要像“凤头”，五彩缤纷，引人注目；结尾要像“豹尾”，收得紧凑，矫健有力。以上两段文章，不正是美丽的“凤头”，雄健的”豹尾“，这是两段韵远情长的美文，是“诗的散文”，是“散文的诗”，集中体现出作家的语言风格：清丽典雅、活泼新鲜，散文笔调里流淌着诗的风韵。

李元洛是资深的诗评家和诗论家，几十年来，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诗歌典籍中“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故而诗的基因早已沉积在他的骨髓，发而为文，便自然流泄在他的笔端。恰如一位高明的舞蹈家兼教练，成年累月“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而，哪怕是平日的一举手。一投足，也往往令人感受到艺术家别样的风彩，呼吸到舞蹈韵律那醉人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