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利

我对凝重的片子向来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由此也往往远离灾难片。当然，不得不承认沉重会给人巨大的震撼，明明听到当刘栋的头顶被流沙吞没的时候，全场一片啧啧声，似是哀叹，也是感染。这里，并不需要生活的深度，人们也足以在可可西里辽阔、壮观并牵连着生死一线的生存性意境中触摸到自我——或当下这一个（Da-Sein）的存在。这是一种本真性的存在，这是一种最真实的触摸。

好像但凡关乎西藏的片子都是壮怀激烈的注脚，更不必说因为一些事件再次成为话题焦点的时候。毕竟在奔腾的现代化潮流中，那里的高远、荒僻、神秘已成为固守一方的“大自然”的代名词，也由此，当在一系列老照片的开场之后，一位身兼重大采访任务的记者就从现代化的标志：从首都北京赶往可可西里了，虽然他还有着一半的藏族血统，但他绝然已成为我们切身生活中融化了一切工业化特征的代表；他是个记者，他来自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他的职业是将阳光下的罕事暴露给人看，他的任务是捕捉保护藏羚羊英雄的事迹和珍贵镜头。

影片在记者同志第一人称的追忆中铺开，而且场景转换还被不时标注以时间，是第一人称活生生的时间。这个从属于叙述者的时间在日泰被猎羊老板打死时倏然终止，“我”跪倒在黄沙里，一阵风吹过，踉跄而起。

影片所围绕的真正焦点是藏羚羊，所讲述的是猎羊者和护羊者的斗争。被打死的藏羚羊的尸骨在烈焰中腾空而起，数百只藏羚羊的皮被剥下来晒了一地，这是斗争的核心。据说这是一个真实故事的记录，“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100万只珍贵的高原动物藏羚羊，但随着欧美市场对莎图什披肩的需求增加，其原料藏羚羊绒价格暴涨，各地盗猎分子纷纷涌入，几年间，百万只藏羚羊被杀戮至不到两万只。1993年起，一支名为‘野牦牛的武装反盗猎队，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这支由‘临时工组成的队伍在可可西里腹地和盗猎分子进行了许多次浴血奋战，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先后牺牲”。

当然，从影片开始时的旁白：为了满足西方国家对藏羚羊的需要，到影片结束时的字幕：许多国家开始立法禁止莎图什买卖。我们可以看出，可可西里这一片远离人间的“自然”其实早已经被卷入了世界性全球化的大潮，发生在“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可可西里的汉语释义）上的，不过是为了满足世界市场——遥远的不知名的欲望，在利益就是欲望的意义上。换言之，可可西里自身的意义和任何阐释已经变成为第二位的，或者只不过是对于这种世界性的欲望、利益、需要的一种最低级的满足：自然是能够也必须被征服的，无论它在海角天涯还是戈壁荒漠。

影片开场白简洁明快，在美丽宁静的可可西里，一声枪响打破了原来的秩序。保护站上的巡山队员被盗猎者残杀，鲜血染红戈壁，又一大批藏羚羊惨遭屠戮。“一定要抓到盗猎者！”巡山队长日泰下了死命令，巡山队连夜紧急出发，闯进了正在流血的可可西里。但是盗猎者如同鬼影般忽然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留下的只是成百上千具剥去皮毛的藏羚羊的尸骨。巡山队员在遍布危险的茫茫大戈壁上奋力追踪，终于，盗猎者出现在冰河对岸，队员们不顾一切地冲入湍急的冰河之中。一场生死搏斗之后，只捕获了一些盗猎分子，狡猾的盗猎头子再次漏网。风雪中，继续追赶盗猎分子的巡山队员已濒临绝境：车辆抛锚，汽油耗尽，食品短缺，大雪封山，巡山队员不断倒在冷枪之下，只剩下队长日泰、“我”，还有中途抓住的盗猎者──马占林。

枪、血、火、殴打、罚款、盖章、保护站上的国旗、巡山队和县里的关系（不入编制、没有工资、没有钱、没有枪）等等似乎都在证明，这是一个在为重新建立某种秩序而战斗的“自发”行为。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最为重大的疑问是，日泰他们为什么要组织这个巡山队，为什么那里的人们就心甘情愿的没有钱、没有工资、没有枪而且还要冒着随时丧命的危险去跟那些不知在哪里的猎羊者战斗——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么几只动物——这到底是为什么？

导演似乎是清楚的，他要用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展示巡山队的艰辛，于是貌似“拯救大兵瑞恩”场景的一幕幕在上演。从第一个巡山队员的葬礼到肺气肿、车子坏掉而显然走不出去的绝望、被流沙吞没的刘栋、被猎羊老板枪杀的队长日泰等等，这些只是疾病、凶险和死亡；在晃动的吉普车上，日泰向“我”描述的是巡山队日常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以上种种共同构筑了巡山队存在之绝对的不可能，也昭示了巡山队的存在必须要有绝对特殊的理由，而且必定是超出队长日泰个人权威之上的原因。

有几个场景似乎能够说明问题。

“我”到达采访地的第一件事是吃饭，与队长女儿的邂逅，那束乍然相遇的目光除了留下一串佛珠，就是守候在队长尸体旁的低头垂泪；

“我”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已死巡山队员的葬礼，秃鹫盘旋而下的天葬镜头重复了两遍，喇嘛，手里转动的法器，尸体，痛苦而焦灼的眼神；

刘栋的泪水，从山里奔回找到冷雪做爱，头枕在冷雪胸前时冷雪的哭诉，冷雪留下的钱；

……在美丽宁静的可可西里，一声枪响打破了原来的秩序……

一切都已改变，也必将改变。也许“原来”并非一个简简单单的过去式，而是一种状态，一种一如既往让人习惯令人怡然并天然视为正当的生活状态，当然，在这种状态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后，我们将之命名为传统、习俗、习惯或者日常生活本身，古人称为礼法，西方人称为nomos。可可西里、藏羚羊、雪山、流沙、吃饭、佛珠、葬礼、秃鹫、做爱等等似乎就是构成日常生活的种种，枪、血、火、殴打、罚款、盖章等等的出现则是表明，原来作为习以为常和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损害和摧毁。在这里，日常的生活就是习俗的生活，就是一如既往的生活，就是守候着宁静、雪山、葬礼、宗教、做爱的生活，这就是所谓自然而然的生活，任何外来形式的介入就都是对这种生活的扰乱，只不过有些扰乱是可以接受的，如政权、国旗、外来的记者；有些扰乱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如大批猎杀藏羚羊——再说白一点，有些扰乱是生活的一点插曲，一些油盐酱醋，有些就是事关生死，事关生活的to be or not to be。

当然人们可以反驳，认为这种高调的提炼是不切实际的拔高，是对于影片本身的脱离和过度诠释。但是必须要承认，任何理论都是对于生活一定程度的远离和超脱，这是无可避免的。正如任何评论都要舍却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材料，任何电影也都要按照一个特定意图去整合影像一样。

因此，如果说巡山队之所以那么不顾一切舍死忘生地去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是在保卫生活、保卫原来的生活、保卫原来的生活秩序、保卫他们所认可的原来的正常的生活秩序，不知会有多少人同意？

对这个提法有所质疑的是一个小人物，马占林。马占林是巡山队在追捕猎羊老板途中抓住的一个小角色，在继续深入戈壁冰河寻找猎羊老板的过程中，他和“我”一样，是过程的亲历者和事件的见证者。也恰是他，形成了对这种“保卫生活”论的一个挑战和冲击。毕竟马占林之辈也是这种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属于可可西里的人，为什么有些人在誓死保卫，有些人在拼命破坏，莫非正是来源于本性的贪婪？在世界市场——藏羚羊买卖——一张羊皮5块钱——荒漠化——牲口都死了，人也没法活的现实状况面前，自然的善恶似乎让位于自然的欲望，于是在这里，我们真的可以预见到西方哲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

——人于人如豺狼。

此时似乎问题已经触及了根本，从可可西里捍卫自身的自然中透出的习俗和本真的生活，以及外来或内在力量对这种固有生活秩序的冲击和摧毁，已经把有关现代和反现代、全球化和本土化等等意识形态大词的争论一股脑抛在了九霄云外。事务的根本系于人之初的善恶。送果子给夏娃的蛇一旦出现，就不可避免地牵着人类的鼻子永远走下去。文明一旦降落在人间，就会使科学和艺术不可避免地陷入尘世的纷争。有些东西是无法回避的，如生死善恶；有些则是不可承受的，如是非轻重。这样，我们将会明白，在朝向人类普遍幸福的永恒斗争中，或者并非为了幸福，而仅仅是为了较低级的目标，比如说影片中很多时刻频频上演的悬于生死一线式的生存；或者什么都不为，甚至活在没有明确目标的生活中，不过是在欲望起点或欲望的终点徘徊。但是所有的生命意志已经不可避免地和道德伦理，必须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作出选择的有所决断发生冲突。因为那些决断将印证人性的根本面相，而欲望和道德，意图与伦理的一致或冲突则将不断地考验人类的生活能力。莫非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有人事（things human）的根本？

让我们回到影片，看它是如何解决问题的。队长日泰被猎羊老板打死，巡山队解散，画面停止在日泰尸体、女儿垂泪、我的注视……开始的旁白和最后的字幕所显示的全部结局无外乎在澄清一个事实：貌似纯洁、伟岸、雄壮、浩瀚、勇猛的可可西里（及其人民）无力保护自己，无力保护自己的藏羚羊，无力保护那些力图保护自己的巡山队。——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整体的可可西里是中立的，但是，在去政治和价值中立的预设下，一个受尽凌辱的无辜的可可西里有何中立可谈！

而在可可西里无力保护自己的背后，有北京来的记者的报道（不能不怀疑猎羊者的智商，居然放走一个人，当然导演不断地在铺垫，以“我”对马占林的好来换取最后他那一两句开脱之词），有最后的国家立法和国家机关的成立（所谓森林公安局），而在这所有一切的背后，矗立着构成国家、社会、文明的奥秘：可可西里的问题最终不得不是个“政治”问题，人与自然、环保、生存、善恶等等最终必须要在政治的解决中一并得到暂时的休止，但也只是“暂时的休止”而已。政治提供保护，可可西里享受因服从而拥有的权利，这构成了一个基本框架，于是就不再有对日泰等人自发保护可可西里的质疑，也无需把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为的对峙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道理是简易而明白的，仅需要如影片《可可西里》般忠实的记录就足够，任何不合时宜的抒情都将构成为一种或多或少的僭越。

可以说，《可可西里》用人和自然惨烈的照面把人性放在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中。在那里，一切都是直接而透彻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