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霞

当今很多文学作品最大的症候是希望资源的稀缺。经过荒诞派、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的一路把玩，作家作品所要表达的信念已所剩无几。大江健三郎深刻意识到这一现代文学危机的本质，半个世纪以来，他沿着“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命题，不断寻找新的突围。他的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在作品的境界上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它解除了大江早年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的苦恼，以回溯生命源头的方式，实现了“无根”处境下的现代人与信念之间的和解。在此之前，大江的作品从未以如此明晰的态度和饱满的气势，申诉过希望存在的坚实理由。

理由之一——超越真相。人生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寻求着真相，这本身没有错，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止于真相，写作也是如此。我们的很多当代小说在揭示真相方面，达到了手术刀一样的精微效果，人们看到了血淋淋的存在，体验到人生无处不在的深长痛苦。可是它没有力量让人们恢复信心，并指出向希望攀升的路径。这种小说的局限在于，它止于真相，止于对人性“恶”的无穷无尽的想像，人们无法从中获得喘息和人生的抚慰。大江的早期代表作《饲育》就是一部存在主义作品。小说的结尾，少年看到了人生痛苦的真相，精神滑落到了人生的谷底。一层层的真相背后是连连的绝望，而信念则相反，它带给人的是永恒的希望和温暖。美国作家辛格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就塑造了一个信念执行者的形象。主人公在受到愚弄后，不是迫切地寻找真相，而是到拉比面前寻求帮助，拉比告诉他：“做一生傻瓜也比作恶一时强。因为使他的邻人受到羞辱的人，自己要失去天堂”。作家北村这样评价吉姆佩尔：“他认为信仰与准则比事实更真实”。这个更大的真实，把那些琐碎的事实踩在脚下，它之所以从容安详，是因为它融合了一份信念的观照。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以人物的执著和信念，实现了对真相的超越。同是反映被占领区人民的苦难，如果是一般作品，肯定要将笔触落在对真相的揭示上，高下之别只看谁能把这个谜底隐藏得更巧妙。大江的用心不在于此，他没有扮成魔术师，把谜底扣留到结尾，而是在中途就开始“泄密”，毫无顾忌地进行提示或间接联想，借助樱的女友，将少女时期的樱比作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暗示樱和美军占领区军人身份的监护人之间的暧昧关系。那些无助的未成年人成为占领者的玩物，她们像樱一样，被解释不清的噩梦缠绕一生，尤为恶劣的是，这种噩梦逐渐化作了身体的本能。大江让樱经历了噩梦困扰、噩梦解除、二度堕入噩梦、走向新生四个阶段。支撑樱的生命坠落之后再度升起的是信念，是希望，而真相在起伏变化的结构中，充当的只是一块跳板。

理由之二——“我”是“我们”中的我。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支撑的文学作品强调以个体为观察世界的视点，个体的喜怒哀乐决定了世界的意义，结局经常是失重的“我”被淹没在社会的暗流之中。大江则走了相反的道路——“我”重新汇入“我们”当中。小说让女演员樱于绝望中在森林里女人们的帮助下重新寻找希望，通过樱执意饰演“铭助妈妈”的信念，从一个女人的命运，扩展到整体女人的命运。在“铭助妈妈”这个角色身上，樱看到了女性命运的折射，在长达30年的策划拍摄《铭助妈妈出征》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樱的生命终于以“我们”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樱以及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合力，都实践着大江在一首诗中所表述的信念：“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曾这样评价大江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万延元年的Football》：“他把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推向悲剧的顶峰”，“这种手法的运用是把过去交织进现在的一例”。《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可以看作是《万延元年的Football》精神上的姊妹篇，这不仅指它们都以大江故乡和农民暴动为背景，都采用了历史与现实、真实与传说的对话式结构，更重要的是大江终于以《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所透射出的强大的希望的拯救力量，修正了前作悲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