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翰

北大的魅力，首先是她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烛照一整个世纪的精神楷模与思想财富。一粒星火，点亮东方霞天。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都会感受到她那灼人光芒的逼射。

1956年我考入北大。开学伊始，有两件事使当时懵懂的我，感触极深。

一是开学式上系主任杨晦先生的讲话。杨晦先生是“五四”时期和冯至等一起创办“沉钟社”的成员，写过不少剧本，上世纪40年代曾以一篇《曹禺论》享誉文坛。当他貌不惊人的瘦小身材出现在主席台，就有熟悉掌故的同学贴着耳边告诉我：他就是“五四”爆发当年火烧赵家楼时翻墙跳进曹汝霖公馆、打开大门放入游行队伍几个领头的同学之一。那年杨晦先生20岁，是北大哲学系二年级学生。我是从杨晦先生，走进那段我曾感到遥不可及的历史的。

再是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也是开学后不几天，我们去访问章廷谦（川岛）先生。章先生是鲁迅的同乡，也是鲁迅长期支持的《语丝》杂志的发起人、编辑和撰稿者，因此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好像就在章先生家院子里的石桌上，章先生搬出一大叠装裱过的鲁迅信扎，指点着给我们介绍“大先生”的逸闻趣事。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在信中用墨笔一勾，再用红笔一点，代表他的论敌红鼻子顾颉刚。一场新旧文化的大辩论，以这样一种轻松恢谐的形式和盘托出，仿佛刚在身边发生。那年，鲁迅先生38岁，而章廷谦先生才18岁，也是哲学系的学生。历史只有当它进入“历史”时才变得肃穆而不可亲近，而当它还在生活中进行时，却充满了可以感觉和触摸的人情味。北大就是历史演出的一个感性的人生舞台。

此后我每走在北大的校园，都会莫名地涌起一种神圣感。有时候你会不期然地在校园的某一条小路上遇见某一位先生，而在他名字的后面，是某一个历史事件、某一场学术论争，或者某一个因他而灿烂起来的学术空间。是的，说北大是中国的文化圣地并不过分，她拥有无数辉映我们世纪的文化星座。但北大不是圣殿，没有下不来祭坛的神。所有我们仰慕的人，都寻常人一样充满七情六欲地不时与你擦肩而过。神圣与世俗，恰是这并立的两面，才使你感到北大的可敬、可亲和可近。

两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更深地走近北大历史的核心。

1958年夏天，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40周年，学校团委组织了一个创作组，计划写一部“史诗性”的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我刚从炼钢前线撤下来，即被调到创作组。课已经停了，同学们放弃暑假集中在学校里搞大批判式的“科研大跃进”。那是个浮燥而荒唐的狂热年代，“史诗性的电影”当然最终成了泡影，但却让我意外地走进了40年前的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夜。我们钻进已经关闭、准备重新陈列的校史馆里，寻踪在北大旧址红楼的广场和北河沿的法科大礼堂，循着“五四”游行队伍的路线，从天安门出发，先到东交民巷，然后走户部街、出东三座门，跨御河桥、经东单牌楼，北向米市大街，进大羊宜宾胡同，沿宝珠子胡同来到当年痛殴卖国贼的赵家楼。我们要寻找什么？印证什么？是在聆听40年前那一代青春学子血涛汹涌的声音、拾掇他们洒落在历史路上而不会磨灭的脚印吗？

是的，那是一个大夜沉沉的年代，是这一些血性的年轻学子用自己的碧血染亮曙色而引导我们走出黑暗的年代。我仿佛看到了5月2日在北大西斋礼堂，当巴黎和会的失败消息传来，学生代表夏季峰当场咬破手指愤写血书的身影，看到“五三“之夜在北大法科大礼堂的千人聚会上，法科学生谢绍敏啮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揭之于众而使群情激愤的场面……在一份份发黄的校史档案中，我曾记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字：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巍、廖书仓、黄日葵、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丁肇青、匡互生、熊梦飞、罗汉、罗章龙、罗家伦、傅斯年……我并不都知道他们的生平，或许在后来的历史上，他们还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我知道他们当时都是北大或北平其它高校的学生。

就是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作为北大的学生代表起草了《北京学界宣言》，在天安门的华表前登高一呼，喊出“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20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的痛切声音！就是这位后来成为我党英烈的邓中夏，面对教育部和警察总监的威逼，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率领北大学生队伍冲破拦阻，涌向天安门；在“五四”之后，又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派，深入湖南，发动群众，走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光辉道路。就是这个带点无政府色彩的北高师学生匡互生，把火油、火柴和铁器携带身上，筹划着暗杀和暴动，在游行队伍冲进赵家楼曹贼公馆时，点起一把火照彻一整个世纪……

当年在清华高等科二年级读书的20岁的闻一多，因“地辟西部，未及进城”，当”五四“学生被捕的消息连夜传来，长年闭守书斋的他即刻奋笔疾书，抄出了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在清华饭厅的门前，成为炸响清华园的一声惊雷！曾被誉为“文坛祖母”的世纪老人，当年19岁的协和预科学生谢婉莹（冰心），以一篇为“五四”被捕学生呼吁的《二十一日听审记》，开始了她漫长的文学人生……那时他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莘莘学子，正当生命的花季。然而当国难当头，他们挺身而出，让自己的生命之花盛开在洪涛大波之上。换一个时候他们或许会被视为“少不更事”，但他们就在这个“少不更事”的年岁成了历史的主角。不止他们，还有他们的导师，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其实也都正当中年或者壮年。青春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在世纪的舞台上，挽住青春，导演了一出伟大壮丽的活剧。

什么是“五四”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青春的精神。有着三千年漫长历史的封建帝国是衰老了，而从衰老中脱颖而出的中国是少年的中国。这是凤凰的涅槃，是无数青春的生命和生命的青春所共同铸造的一个美丽的霞天。经过了”五四“的洗礼，北大这片文化圣地，走出了一代代的革命者。

前些年北大百年校庆，我重返母校。在校园里我感受到一种几代人超越时空的狂欢。在熙来攘往的五万返校校友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来寻找什么？不就是寻找一种永不消逝的青春吗？是呀，那时他们都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