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敏

网络空间弥漫的倦怠情绪是公务员现实生活的投影。工作效率低，工作热情低、工作的价值感低，玩世不恭甚至愤世嫉俗，倦怠态度很容易结出行为的恶果。

一天的工作是否让你感觉身心疲惫?你是否对工作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你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所承担工作的意义?你是否感觉在单位里的贡献越来越小?如果你的回答为“是”，那么，你有可能进入了职业倦怠期。

以上诸问，来自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所做的一份问卷调查，近3年，他致力于对公务员职业倦怠进行研究，得出“受测者96.3％的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其中有39.1％的人出现了中等程度以上的职业倦怠”的调查结论。

职业倦怠，对政界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尽管成锡锋不是第一个喊出“倦怠来了”的人，但是他行走于官场的特殊身份，无疑让讳疾忌医的公务员群体，开始正视“倦怠来袭”。

职场“倦鸟”

王艺，39岁，在同事眼中，他勤奋敬业，但是在他自己看来，每天面对那些忙不完的工作，感觉自己就是一头老牛，被拖着往前走，每一步都特别被动和吃力，像是被掏空了。

身心疲惫、成就感低落，这样一种常态化的生存状态，在整个公务员群体中屡见不鲜。只是，人们还没有将其与职业倦怠画上等号。因为，在大多数人眼中，职业倦怠应该等同于坊间所谓的“不在状态”。

的确，“不在状态”的公务员尽管是极少数，但更容易引起关注。2009年3月，湖北省云梦县2名公务员因“不在状态”被责令停岗3个月；而在此之前，岳阳市出台一个《不换状态就换人》的实施意见》，一口气处理了103名“不在状态”干部。其实，王艺与那些因“不在状态”被处分的公务员一样，都存在职业倦怠的“症候”，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李超平教授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指出，“职业倦怠有些表现是行为，有的表现是态度，就看我们能不能观察得到。”他告诉记者，职业倦怠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有三个基本的维度，即情绪耗竭、去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低落。

有“被掏空了”感觉的王艺，工作中缺乏活力，时常有挫折感和紧张感，这属于典型的情绪耗竭；而那些“窗口单位”利用上班时间打牌、上网的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的态度冷漠就被称为“去人性化”。由此可见，公务员的职业倦怠不仅仅反映在行为上，更反映在态度上。

在中国，公务员难道也变成了一只职场“倦鸟”?

早在2004年12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发布其主持的一项题为《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结果》的报告，就曾提出公务员是工作倦怠比例最高的职业之一。这项基于网络调查的研究结论，一直被人们视为不可靠的“媒体幻觉”。不断升温的公务员报考热，让人们无法将这一让人趋之若鹜的职业与“倦怠”两个字挂上勾来。

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到底处于何种水平?成锡锋围绕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开始了其长达3年的研究工作。243份有效问卷给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政府部门公务员有着职业倦怠的表现；出现中等程度以上情绪衰竭的人占比46.5％，另有5.3％的人出现严重的情绪衰竭现象；而61.7％的人则出现了中等程度以上的“去人性化”，8.2％的人有较为严重的玩世不恭倾向。

在成锡锋的调查结论中，公务员成就感低落指标并不明显，在受测者中21％的人没有出现成就感低落现象。记者发现，这一结论与调查样本有很大关系，在成锡锋发放问卷调查的人中，有61名厅级干部、59名县级干部，仅这两项就占到近一半的样本量，厅处级干部因为处于领导岗位，他们身上自然很少出现成就感低落现象。

易感人群

哪类人容易“罹患”职业倦怠?职业倦怠水平与性格、职位、岗位等因素存在何种关系?

在机关，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有强烈的时间紧迫感，总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手头工作，他们事事追求完美，不能容忍工作中出现一点瑕疵；他们能够挑战极限压力，习惯突击完成工作；他们有强烈的自我实现和追求进步的愿望。这些“工作狂”，精力旺盛、渴望成功、勇于担责，具备了成为领导者的所有优秀品质，但是研究发现，他们恰恰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易普斯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张西超告诉《决策》，这些人属于典型的“A型性格”，“高强度的张力，让他们燃烧得快，枯竭得也快，最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张西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持续的紧张和压力带来的职业倦怠的危害。

“一个两天前吹的气球，一个刚吹的气球，然后把两个气球都放了气。之后，你就会发现两天前吹的气球软趴趴的，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刚吹的那个却复原了。前一个为什么不能复原呢?就是持续的张力导致的，刚吹起来的气球虽然也有张力，但是容它缓一口气，它就可以复原。”张西超说。

诚然，“A型性格”的工作狂们就是那个持续张力作用下无法复原的“气球”。那么，除了性格因素，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现象还有哪些规律?

职业倦怠的发展有一个过程，通常会经历五个阶段：在“蜜月阶段”，新鲜感让年轻公务员有充足的精力和工作满意感；“适应阶段”，人们最初的热情开始消退，开始面对高度重复和固定的工作环境，到“慢性阶段”，疲劳症状、生理疾病、愤怒和抑郁持续出现，人会感到自信心不足；“撞墙阶段”，个体无法继续工作，就会出现严重的心理衰竭状况，“疲劳”成了最明显的生理和心理感受。

在公务员职业倦怠研究领域，有“四年之痒”一说，也就是在工作4年左右的时间容易出现倦怠现象。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市场部主管张志坚在接受《决策》采访时，提醒记者注意2004年以来出现的一个新变化。“2004年，我们第一次做中国职场人士职业倦怠调查的时候，发现公务员的倦怠期出现在第4年，但是2008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个期限延迟到了第7年”，张志坚认为，这个变化与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健全不无关系，《公务员法》以及考核制度、培训制度、问责制度的完善，都从不同侧面对公务员自身行为和工作状态加强了约束。

如果说，“A型人格”与“四年之痒”是所有职场人士倦怠的共性特征，那么，公务员有没有符合这个职业特点的倦怠规律?在成锡锋的研究中，他发现省直机关公务员倦怠程度明显低于市、县、乡级公务员，而且越到基层倦怠程度越高，“基层工作具体、琐碎，需要直接面对的矛盾、问题也很多，极易引起倦怠；另外基层公务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对艰苦，面临较强的压力，这也容易加深倦怠程度”。

成锡锋还发现，普通公务员的倦怠程度明显高于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而且级别越高，倦怠程度相对越低。他认为这与领导干部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工作阅历以及领导岗位带来的自我效能感有很大关系。

除了性格、职位、岗位，性别、学历和收入水平等要素，也是影响公务员职业倦怠水平不可忽视的变量。那么，在把握住这些规律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

干预缺失

使你感到痛苦的事是什么?

加班。

比加班更痛苦的事呢?

天天加班。

比天天加班更痛苦的呢?

义务加班。

在天涯公务员论坛，记者发现了这段跟帖无数的对话，这段对话挠到了大多数人的痒处，发酵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工作负荷压力、人际关系压力、职业发展压力，网络论坛成为公务员的情绪收容站，大家都在这个虚拟空间寻找一个纾解压力的平台。

网络空间弥漫的倦怠情绪是公务员现实生活的投影。工作效率低、工作热情低、工作的价值感低，玩世不恭甚至愤世嫉俗，倦怠态度很容易结出行为的恶果。在成锡锋看来，公务员职业倦怠的负面影响有很大的溢出效应，“当职业倦怠出现的时候，会很严重地影响到其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也会严重影响到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日前，一则发生在河南的新闻令人啼笑皆非，人们在政府网站上发现，开封市副市长的讲话中竟然出现“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字眼。原来，为领导捉刀写讲话稿的秘书人员，拷贝了一篇漯河领导同类题材的讲话稿，并且粗心到连地名都没有进行修改。这一出“开封指导漯河工作”的闹剧并非个案。去年9月，四川省巴中市3名公务员，因为将放假通知中的“中秋节”写成“端午节”而陆续去职。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疾风暴雨地处理“不在状态”的公务员，也掀起了一轮轮“治庸风暴”，但是，这些举措仅纠正了职业倦怠的行为结果，而鲜有以科学理性的态度从职业倦怠的源头进行干预。

按照中国传统行政文化，职业倦怠情绪是不便言明的，从公众角度来说，人们也多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单向度要求公务员群体恪守职业道德。因此，惯常情况下，对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行政系统内部也多讳疾忌医，不愿承认倦怠事实，更拿不出有效的干预手段。

据《决策》采访的一位专家透露，目前也有少数部门开始重视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并聘请专门机构进行心理干预和相关培训，但是专家拒绝透露培训的具体情况，原因是在合作协议上签订了保密条款。正是这种将公务员职业倦怠视为拿不上桌面的暖昧态度，让政府部门对此现象“治”重于“防”，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说，缺乏有效的事前控制。

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干预从何入手?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

张西超说，“干预之前的调查至关重要，调查的目的是寻找规律，要知道什么时候职业倦怠比较严重，哪一类人比较严重，倦怠的本质又是什么样的，只有把握了这些规律之后，才能从原因上来掌握，来预防”。在采访中，多位专家提到了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在英国有专门的“压力日”，在这一天，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非营利组织会在全国各地宣传压力的危害性，举办各种培训，配发各种资料来帮助公务员消除压力。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心理学家荣格就曾经提醒人们，要防止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职业倦怠，就是一个急速成长的社会在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遭遇。对公务员来说，职业倦怠的“病耻感”只会给自己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公共部门来说，暧昧态度也只会减损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

或许，有效干预的起点，始于人们对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所抱持的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