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

我办公室的一名同事和他现供职于我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市教育局的某位昔日同窗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在下。我不是什么名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谈点，所议话题也就是局限在我曾写过的几篇上不了台面的文字上。感谢上帝给了我一副正常人的大脑，让我在教书之外还能思考一些常人所不愿或不屑思考的问题，并将它形诸文字。囿于一隅，视野有限，所涉内容便多是我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教育界的事情，而笔法往往又“栽花少而栽刺多”，故而我也就有幸成为敝地不少人眼中专事“教育批判”的剑客了。你可以“批判教育”，自然也就应当容许别人当面或背后去谈论你(即便是非议也成)，这点心胸我还是有的。但我的这位隔了一层的上司的一句话却让我觉得触目惊心很不是滋味——“你们学校的校长真够宽容大度的，这样一个一直攻击现行教育制度的人怎么还让他在手下工作?”

同事告诉我这句话时是当一句笑谈转述的，可我却听出了一身寒意。我知道“攻击”这一语词的分量(从上个世纪中叶走过来的人会更清楚这一点)，更明白靠领导”宽容大度”才得以混口饭吃的不易。所幸我未在这位先生麾下谋职，更庆幸我的领导——校长是位小平同志“好猫论”的忠实信徒(或许兼之“宽容大度”)，要不我也许早就是低保户中的一员了。

可以肯定地说，有上述这位先生这样一种思维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实在不在少数。在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里，“上面”的，总是最正确的；现实的，便是最合理的。来自民间的一切批评都是“攻击”，一切革新都是“作乱”。一旦成为“领导”，便是掌控了手下人的生杀予夺大权，而平民百姓只有唯“上面”马首是瞻，唯领导之命是从。所以我这样一个一面领着财政部门下拨的薪水，一面“攻击”现行教育体制的人实在应当砸了手中的饭碗才是。而领导还一味姑息甚至“纵容”着我，岂不是“宽容大度”得没了边际?

其实，我能闹出的最大动静也不过是在报刊上揭一揭应试教育的短，诉一诉学生教师的苦，为素质教育的推行、实施作一点鼓与呼。一篇文章的发出，每每要经过编辑副主编主编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审阅、增删，能够见报，差不多完全到了一种“温柔敦厚”的地步。说我“攻击”，恕我还远没练就出孔老夫子编订《春秋》时的那种微言大义的功夫。但就是这样的文字在不少人看来仍是逆耳之言。请问，我们的大小媒体是不是只有齐声高歌宋祖英的那首《好日子》才算是没有走题?早在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接纳这“四大自由”，而不把它看作是一种领导的恩赐，看成是领导的“宽容大度”的结果呢?

今天我能够衣食无忧地活着，我一直认为靠的是我的诚实劳动，是我的辛勤付出。可在听了那位局领导的一席话后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原来更靠的是我们校长的“宽容大度”。不靠自己，不靠制度，而靠领导的“恩典”活着，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吧。遥想当年，一旦遇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谁不感激皇恩浩蔼?可历史证明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某个统治者身上恰恰是最靠不住的。这样的例子还用我列举吗?

所以，尽管我与校长的私交不错，对他的人格也没有任何怀疑，但我绝没有将在他手下有尊严地活着看成是他对我网开一面，是他对我的豁达大度。我只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进步使然，是社会走向民主化、法治化的具体体现。我相信民主的春风会融化一切专制的坚冰，一种强有力的体制的力量会胜过任何领导者的人格魅力。相反，如果未有任何“出轨”的行为，只不过发表了几句与“主旋律”不甚合拍的言论的我今天能吃上一碗安稳饭仅仅是因为领导对我的“宽容大度”，说真的，那我的心中只有失望，绝无一丝感激。

(作者单位：江苏盐城解放路实验学校高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