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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注一掷的时刻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汤姆·克鲁斯不会穿上牛皮长靴，戴上独眼眼罩，操着生硬的德语，一面行着纳粹军礼，一面暗自盘算着希特勒每天从“鹰巢”出入的时间。天啊，这副形象，谁会相信是阿汤哥又一个或许多年以后将被人津津乐道的造型。直到拍片间隙，一直绷着脸的汤姆·克鲁斯才露出一丝微笑。

这部于去年底上映的名为《刺杀希特勒》(Valkyrie)的影片，完整的再现了1944年7月20日，“独眼上校”冯·史陶芬贝格策划的代号为“瓦尔基里”的刺杀希特勒行动，不过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行动，当事人希特勒只受了轻伤，冯·史陶芬贝格则在事后被处决。

在这部戏之前，克鲁斯的职业生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成功翻身，克鲁斯渴望用一部具有历史深度的片子来进行自我救赎。拍摄之前，克鲁斯数次到德国探访“独眼上校”的后人了解当时的史实，并最终确立了自己塑造的这个角色的基调：传统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出身贵族家庭，深知忠君报国乃男儿本色，其干掉元首的初衷并不是要向盟军示好，而是拯救国家。“他也是一个典型的偏执狂”，克鲁斯的评价有些一语双关。

不过正如片中的冯·史陶芬贝格杀身成仁一样，克鲁斯参与到《刺杀希特勒》，一开始似乎就带有悲剧色彩。先是由于他信仰科学教，让德国方面对他入境拍摄的资格表示怀疑；其后，冯·史陶芬贝格的后人指责克鲁斯对其先人缺乏尊重而闹着要打官司；拍摄中又发生群众演员摔伤、底片被损事件；影片杀青后，心里没底的制片方——米高梅数次调整首映日期。在看过影片后，各方评价也不一，美国方面普遍发出了“没想到”的呼声，认为克鲁斯做到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德国人则充满嘲弄，有媒体讥讽道：“汤姆·克鲁斯对新角色的刻画程度正如‘一桶爆米花的深度。”

显然，克鲁斯站在了十字路口。

堕落英雄

其实，克鲁斯早就预料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他明白这已不是《碟中谍》的年代，能进入电影院看《刺杀希特勒》的人都不是浮浅的追星族。“如果有一个人说演得不错，那也算成功。”阿汤说这句话颇有些心酸。

克鲁斯的演艺生涯很曲折，充满了跌宕起伏。从《乖仔也疯狂》开始，他的人气和片约便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上世纪90年代的好莱坞，简直是他一个人的天下。进入21世纪，克鲁斯出现过一次小小的震荡，只是通过《碟中谍3》，他才站住了脚。到了2005年，当克鲁斯与凯蒂·赫尔姆斯(Katie Holmes)大婚之际，他却出现了崩盘的迹象。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走入婚姻的殿堂?

克鲁斯想挽回颓势，在与老东家派拉蒙不欢而散后，他与制片搭档保拉·瓦格纳组成联艺制片公司以图重振河山，不料败得更惨，先有《狮入羊口》中那个无聊透顶的政客，后有《热带惊雷》里办丑的小配角，阿汤在苦海中愈陷愈深。克鲁斯急需一部新作，来打消世人对他的怀疑，最终，他等来了《刺杀希特勒》。

“作为一个演员，既要懂得平衡成名之后的荣誉感，又要学会忍受被冷落的寂寞。我很享受这几年宁静的日子，让我有更多时间来思考。”克鲁斯说。解密阿汤哥的信仰

我们曾数次提到克鲁斯古怪的信仰——科学教，这曾让他招惹了不少麻烦。艺人信教算不得奇事，但克鲁斯的信仰却异常地传奇。去年初，著名传记作家莫顿推出了《汤姆一克鲁斯：一本未经授权的传记》，书中披露了阿汤哥加入科学教的前因后果。

科学教创立于1954年，其中心教义是生活上的问题可以通过一套叫做“审核”(Auditing)的体系得到解决，它怂恿其追随者与不信仰该教的亲朋好友断绝关系。克鲁斯与科学教的关系始于1986年，克鲁斯入教只是因为好奇，但科学教却想利用克鲁斯作为吸纳名人的“招牌”。当克鲁斯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于1990年急转直下时，教派头目站在了克鲁斯一边。称“使用推动力帮助克鲁斯，24小时内便达成分手协议。”

后来，克鲁斯爱上了妮可·基德曼，科学教会仍纵容克鲁斯的各种奇思异想。某次，克鲁斯声称产生了幻象：有一天将穿过一片野花地。科学教徒决定取悦克鲁斯，他们在阿汤家附近种了一地的野花。克鲁斯和妮可经常会骑着“哈雷”摩托来视察。而后来克鲁斯与妮可的离婚据说还是和科学教会有关，于是，有人又开始怀疑阿汤哥和凯蒂的这段婚姻是否会长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表面风光无限的好莱坞头牌靓仔，其实内心也充满了苦恼，不管工作还是生活，克鲁斯急需一种发泄方式，但信奉科学教或许不是个好办法。

One On Une

W=《环球生活》T=Tom Crui se

W：你曾经历过一段“人见人爱”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当时自己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T：我总是希望自己做到最好，我试着做得好些，再好些。一拍电影，我到了晚上就睡不好，脑子里全是这事。人要想不断进步就得拼命实践，摔倒了从头再来。这是一桩持续不断的挑战。

W：你认为你会再现之前那种盛况吗?

T：在娶凯蒂之前，我的事业就是我的一切，但现在，我计算着每一分钟，好让自己有时间和家里人在一起多待一会儿。也许，我不会刻意为那种万人追捧的场面而努力，毕竟我都这么老了，哈哈。

W：曾经的你，是如何定义成功的?

T：成功二字是很微妙的，当我还是懵懂少年时，我憧憬过它，为之奋斗，但它往往不会很快降临。在这一行里，演员们肯定会遇到青黄不接的窘境。我记得我在跑龙套时曾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因为当时我身上一文不名。在第一次试镜时，我紧张极了，我清楚假如自己得不到这个小角色的话，我就不得不去餐馆刷盘子。

W：你现在又是怎么定义成功的?

T：我的下一个46岁也会拍电影。我爱电影，电影是我喜欢表达给人们知道的方式。20年前我就在想：我只想享受拍片的这些时刻，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是怎样。之后我有了跟保罗·纽曼、达斯汀·霍夫曼、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等人合作的机会，跟他们合作，都有种创造的自由，比如这次拍《刺杀希特勒》，我就是在冒险进行一次创造。

W：对你而言，家庭是最重要的。是否曾有一位男性是你的榜样?

T：我父亲在我很小时就已经离开家走了，后来一直想见见他。我小时候和妈妈与三个姐姐生活在一起，姐姐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尽管我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但不瞒你说，这种生活环境其实有许多优点(笑)。姐姐们经常邀请朋友们来家里，我眼前姑娘们你来我往不绝，街区里其他男孩子都羡慕得要死。

W：这么说，你对家庭的眷念之情并非源自某人的潜移默化?

T：18岁那年，我想一个人出去闯天下，但总惦记着妈妈，幸好在这时候她再婚了，这样我离开她就不会有抛弃她的负疚感了。当我第一次对继父说起我的决定时，他只问了一句：“你觉得需要多少钱才会成功。”我回答说只要850美元就够了，这笔钱我在三个月后就还给他了。

W：当年继父给你850美元，支持你闯天下的时候，你学到了什么?

T：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起床都要想：“汤姆，今天能有点什么变化?”不过至今为止所有的变化都不如那一天的转变让我永生难忘。那天后，帮助他人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件重要事情，现在我每天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默念：

“我能做些什么去帮助别人?我怎样可以让别人的生活更好一些?”同时，这也是我经常教育孩子的话语。

W：听说你搜藏了一些“大家伙”?

T：哈哈，对的，你指的是我的那个“大玩具”——P－51战斗机。这个庞然大物可不好开，着陆尤其难以控制，基本就是凭感觉盲降，但是一旦你掌握了它，那就再没有什么飞机能难倒你了!这正如我在电影作品中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