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达

“杀君马者道旁儿”，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许德珩说，这是蔡元培在讽刺当局；更多的人说，这是蔡元培在自嘲，罗家伦没有给出结论，我想，他心中其实是有答案的。1919年5月9日凌晨，给北大留下这句话的时候，蔡元培51岁。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清华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罗家伦是最初的推手。除了教育家，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可是，正因为他和胡适一般，曾居于海峡另一端，一个出色前辈，也就迟迟不能被此岸的后人有所了解。

一

1919年5月4日。

那一天，游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府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事件。为了反对中日密约，五四爆发一年前的1918年，已经有了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大家都知道，5月4日那一天，群情激奋，在走出北大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地发言——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他非常中性地、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在场学生无人救助。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佣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个杂货店。“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就“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唯有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开始放火。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难避免，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

两天后，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曹宅当然已经烧光。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这样的细节，历史书也在暗示和引导我们：痛打、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就在当时，大多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否则事情不会如此发生。

二

五四事件发生后，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蔡元培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路归路。抗议集会在法律容许范围，政府不可以不批准；发生违法行为，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政府行政分支干涉都无用，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休提。当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而1919年的中国，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独立的，所以学生被捕事情是政府行政说了算，这样歪打正着，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地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就把“明天全体复课，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可见22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

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学生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虽然这一“策略”不是罗家伦提出，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不同的是他不掩盖事实，还在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

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后的梁实秋。清华学生梁实秋也跟着同学去前门外珠市口演讲，聚集的民众阻碍了交通，有汽车按喇叭，激怒的民众顿时捣毁了一部汽车。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是天津、上海社会各界向政府提要求，要求“罢免卖国贼”和“不签巴黎和约”。要求的首要条件，就是释放学生。这时，北大临时拘留所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就要减少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到年底，罗家伦和学生们看到学生运动渐渐衰落下去。

罗家伦曾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都是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

三

当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后后的文化运动，不是一个简单学潮。罗家伦清楚地看到，没有蔡元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发动五四的北大学生，他们对国家问题有了意识，可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做什么和怎么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学生运动，并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梁实秋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探求新知”都不宜“过于热心”，以致“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给自己内心安排出空间、去深入探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运动大前提的爱国重量压倒一切，其余探讨也就复杂困扰而“渺小”到难以启齿的地步。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历史所规定的局限。还是有少数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脚步来，甚至走出喝彩声以及五色光环。23岁的罗家伦，就已经有了反省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济之地”。反省的还有五四时才16岁的梁实秋。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清华学生在短短的时期内驱逐了三位校长，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状态下，人们被不断的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局势推着走的，休谈“独立”。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游戏。有许多人更是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形成滚滚不息的潮流，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归根结底，这不是冷静审慎坚实的制度改革，虽披以现代外衣，它仍然轻而易举就可能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政治权术操作。

身为校长，蔡元培当然第一个预料到五四对学生的修养、志趣与品性的改变。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蔡元培、罗家伦和胡适属师生三代，此后维持了长久的特殊友谊。他们对五四的不同寻常的那点推敲，是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要纽带。他们不能完全在局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