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垠康

醒来望墙，慵懒的目光被顿时擦亮。“满身花纹影如蛇。空闲日子墙上爬，千斤万斤肩上过，一五一十不虚夸。”儿时熟稔的谜面像破土而出的春芽，在这个朦胧的清晨噬噬作响。没错，墙上挂的是杆秤，且多年未动过。

杆秤由木杆、星花、铁钩、秤砣、两个提扣组成。我最早见到杆秤是在生产队的队屋。那里有半间屋大的粮仓，有一人高的篾囤，有几围粗的菜籽油缸，不同的收获季节，不同的五谷杂粮在这里会师，然后经由杆秤的调度，化整为零，温暖起农家一个个冰冷的锅台。队里有大小两杆秤，大秤最多可称一百八十斤，小秤最多可称八十斤，哪家好不容易用一次秤，必须找队里老保管开借。

大小两杆秤同时被一家借去，不用猜，那家一定是杀了肥猪，因为邻里米麦豆粉之类的通挪都用小升斗度量。无须劳驾这秆秤。屠户把肥猪开膛砍边后，就招呼拿大秤来，秤钩泥鳅般钻到大半边猪肉的脊椎骨下，一二三，他的号令还没喊全，穿过提扣的抬杠已重重地压在两个壮汉的肩上。屠户歪着脖子朝地上看，急忙叫停。这猪太大了，人必须站在凳子上抬秤。否则猪肉的尾巴就会拖到地上，弄脏事小。搁了砣短了秤事大，说不定在灶上准备旺仔酒席的婆娘待会儿还要接你酒盅呢。这头猪快养两年了，她早指望杆秤帮她称称日积月累的汗水。如果猪肉不是一次性卖给肉贩子，邻居们有钱无钱，都会多少称点打打牙祭，这时灵巧的小秤就该登场了。小秤被吊系在旁边的樟树杈上，掌秤的——准又是队里的老保管，旧几案上，放着他的烟筒和给主家记账的纸笔。“老保管，别让秤砣砸烂脚啊!”开秤时，不知谁在嚷，逗得大家忙不迭帮腔起哄，那意思是提醒他要给足秤。猪肉称完了，老保管拿算盘一扒拉，亏损五六斤。主家接过账本，笑着连声说没事没事。收的现钱也不多，因为赊账的人不少。这要等人家杀猪才能称肉扯平。

当资本主义尾巴逃脱被割的命运时，商贸像放出樊笼的小鸟一下子活跃起来，杆秤也似“公证员”频繁地抛头露面。但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市场上假秤多了，买卖时总担心被耍，自己有一杆秤不失为最好的办法。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制秤师傅在村里一吆喝，那些对杆秤有迫切愿望的村民都争着去抢担子，制秤师傅倒成了甩手掌柜。一杆秤都具备大、小秤功能，而决定大、小秤的正是提扣，它类似于阿基米德撬起地球要找的那个支点。所以，杆秤要系两个提扣，大秤居前，小秤居后。小秤的星花在内侧，一般一两起花，大秤的星花在秤脊，一般二十斤起花。提扣位置不同，起花大小有别，在认秤时没少闹笑话，像隘口街上一位饱读诗书的罗老先生，买干柴时总要请街坊帮他看秤。

相传，为越国灭吴雪耻立下头功的范蠡，深谙国君勾践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遂在论功行赏时急流勇退，与知心爱人西施跑到齐国下海经商去了。几年后，却散尽千金，辗转至陶，并靠操计然之术把握商机，又成了富可敌国的范大款，而杆秤则是他在经商实践中的意外收获——他用东方人的思维具象地阐释着杠杆原理，以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为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制造出了十三两为一斤的杆秤。今天，我们常说半斤对八两，这是因为大家都熟悉古代是十六两为一斤，其实这三两也是范蠡加的。原来，有了杆秤。虽克服了市场估堆陈弊。但不久范蠡又发现一些奸商以缺斤少两的卑鄙手段损害消费者利益，于是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添了福、禄、寿三颗星，一斤也相应提高到十六两。少一两没福气、损二两无功名、缺三两折寿命。哥们，看你还敢不敢克扣斤两!

在古代，秤砣叫权，秤杆叫衡。权衡一词由此得来。挂在墙上的杆秤多年未动。甚至仍会永远保持那种静止状态，我也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但身处布满十字路口的俗尘，进退取舍，褒贬臧否，不能不穷力权衡。如此看来，范蠡不愧为人中之杰，即使一杆有形的秤消失了，另一杆无形的秤还在你我心中知轻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