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翔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香港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其实连“可望”都是奢侈，也不可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想来一趟深圳都需勇气，或者说，有此念头便汗涔涔下。深圳是什么地方？罗湖桥那边又是什么地方？那是红与黑的交界，那是火与冰的对峙，那是自力更生、艰苦朴素与纸溺金炫、醉生梦死的分野。更主要的，那里有英帝国主义的米字旗耀武扬威，那里是公鸡版图腹下、一块比铜钱还小却藏匿很深的异己的伤痛。

我的童年在浙赣线西段的一个四等小站度过，那里常常会有一车车的生猪挟着飘荡得很远的骚臭或呼啸而过，或静静地停在到发线上，等待交会。因为这些目之能见、鼻之能闻的生猪车，我知道它们有一个遥远的目的地——香港九龙。但见猪们，或静静卧睡，或嗷嗷嘶喊，莫非它们因去“异邦”它乡，成为米字旗下的俎上肉、盘中餐而各有悲喜？！

更进一步理解香港已到了“文革”，是一个父辈年纪的工人疑逃香港，在深圳被抓回，大会批斗之后，就押在车站对面的采石场监督劳动。这个工人，都讲他有外国血统，强有力的佐证是：皮肤雪白而且怎么也晒不黑，况且，双目幽蓝。尽管他未必会讲一句外语，但是外国人的外表，加之窜去深圳——与香港仅一桥之隔，怎么辩白，也难脱“叛国投敌”之嫌。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仅对他实行群众专政的监督劳动，没有押下大牢判他个十年八年，只说明，我们那个名叫彬江的小地方，虽然聚集了一大批出身五花八门的牛鬼蛇神，却还不失一缕心远地偏的仁厚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