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京利

解密档案摘录

傅泾波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信

傅泾波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位先生大鉴：

别后久疏音候想念，现大局已趋近了结之日，信谨就日前与司徒先生谈话简录两点，与诸先生共研：

（一）国民政府到如此田地，为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希望诸先生以收揽民心为先决条件。

（二）美国之所望中国者，为主权上能独立，政治、经济与文化上能自由，今日举国渴望和平来临，弟亦翘盼能得早日解决，即颂安好。

傅泾波敬上

此信是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末代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于1948年12月1日写给周恩来等的信，通过我驻香港的地下党转交至中央。信是按照司徒雷登的指令写的，其中透着无奈，也透着美国人的虚伪。

“末代大使”司徒雷登

在中美关系史上，司徒雷登是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司徒雷登一生大部分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有56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既是一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者，又是美国对华侵略战略的忠实执行人，而从政治生命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司徒雷登的父亲是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1869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降生在中国杭州。

司徒雷登从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整天跟中国孩子在一起玩。他天资聪明，不仅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同时他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使其自身气质当中融入一种东西合璧的味道。对身边的一切怀有深厚的兴趣，加深了对事物的了解，这为他以后几十年的在华生涯打下了基础。

11岁的时候，司徒雷登的父母送他返回美国，进入一所公立学校的五年级读书。之后，按照父母的意思，他进入美国汉普登－西德尼学院攻读神学。1902年毕业以后，司徒雷登开始从事神职工作，随后受封为牧师。

1905年，司徒雷登29岁，他以南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重新回到中国，秉承他父亲的事业，开始在中国传教。他通晓中文，又非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众传教士中表现得异常活跃，也特别引人注目。

1908年，司徒雷登应聘到南京金陵神学院讲学，担任《新约》希腊文讲师。

在当时，金陵神学院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它由美国人控制，是中国当时神学领域的最高学府，在这里任教，必须具有相当的神学造诣，这同时也是在神学领域里地位的象征。三十出头的司徒雷登能在这里拥有一席之地，可见其神学造诣不浅。

当了两年讲师之后，司徒雷登出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不仅使他在教会里的地位大大提升，同时，为他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

其实，司徒雷登的志向绝不是仅仅当个传教士，他一直十分热衷于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并一直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的材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金陵神学院暂时停办。司徒雷登转而担任美国合众社驻南京特约记者。他利用记者的身份经常同孙中山等人接触，利用这些机会，他搜集了不少各方面的情报，几乎每天都要向美国当局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形。

也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蔡元培等一大批社会名流、军阀、政客。

1927年司徒雷登认识了蒋介石，也就是在这一年，蒋介石因为跟宋美龄结婚，而信奉了基督教，并且表现得非常虔诚。

蒋介石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他表面上的虔诚，却让司徒雷登很感动。从此以后，俩人经常来往，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这也成了司徒雷登日后的政治资本。

传教活动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下层社会有了很深刻的了解，而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同各方社会名流的交往，则使他对中国的上层社会、官场内幕、军阀政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如指掌。同时，司徒雷登也学会了一套游刃其中的本领。在外人看来，他是个文人、牧师，显得很是儒雅、温和，当他以推进中美友好的名义四处活动的时候，就很受各方人士的欢迎。广泛的社会关系，使他的身价大大飚升，这为他以后被美国政府看中，并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做好了铺垫。

若干年后，当司徒雷登从南京北上到北平时，他俨然已是一位致力于中美和睦关系的著名友好人士了。

从1919年起，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以校长之名分，将不少知名的知识分子收归门下，又利用他们，同军阀、政客、社会贤达建立起了更加广泛的社会联系，编织成一张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据说，司徒雷登担任校长之后，有一次为了学校募捐，找到军阀孙传芳。

孙传芳当时还不太清楚司徒雷登的底细，就问：“你来看我有什么事？”

司徒雷登说：“我是来找你捐钱的。”

孙传芳哼哼鼻子，给了他一百块，过后听说这个人可怠慢不得，于是又赶紧派人送去了两万块钱。

事情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但可以看出司徒雷登的影响之大。

当时，在不少人的眼里，司徒雷登神通广大，简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除了中国各界，他同美国国内各方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当时他每年都要回美国为燕京大学募捐，这不仅让他在燕京校园赢得了好名声，也因而使他同美国工商界关系十分密切。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拉蒋介石投降，曾经派日军驻北平司令出面跟司徒雷登会面，让他为日本人和蒋介石搭桥。

为了这个目的，司徒雷登曾经利用去香港的机会，到武汉跟蒋介石会面，并且把蒋介石的条件带给日本人。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成为交战国。

就在同一天，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队带走，沦为阶下囚。此后，他在北京协和医院里被关了三年多。

当时有传说，美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能用日本战俘来换司徒雷登。

日本人看好司徒雷登的身价，答应交换没问题，不过要按五百比一的比例，用一个司徒雷登换五百个日本战俘。美国政府不是傻子，自然不会接受日本人的这个苛刻条件，做这种赔本的买卖，结果司徒雷登只好继续关在那里受苦，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放了出来。

此传说真假也无从考证，但同样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司徒雷登当时的声望和影响确实非同一般。

1945年11月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后，这个位子一直就空着。由什么人接替，很让美国政府费脑筋。

美国始终是想用它的影响和渗透力来掌控中国，驻华大使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是个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这种意图的主要角色，其人选非常重要。

当时美国政府曾经有三个人选，最后经马歇尔极力举荐，美国政府于1946年7月任命司徒雷登担任此职。

作为一个毫无外交经历的人来说，能一跃成为国家元首的代表，这足以让司徒雷登感到得意和荣耀。

解密档案中曾记载有司徒雷登在谈到他出任大使一职时说过的一句话，足以显示出其当时的得意之情：

自己无政府背景，无党派关系，无

资本家支持，做驻华大使，纯因熟悉中

国情况。

这里所谓的“熟悉中国情况”，确实非他人能比。

自1946年7月到1949年4月，司徒雷登当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驻华大使，不仅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巨变，也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难受和尴尬的一段时光。

从1947年夏季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当时司徒雷登看到，“中共的攻势很少遇到抵抗”，大量的美国装备落入解放军手中，特别是沈阳解放之后，司徒雷登更确定，国民党“在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

他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

“共产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降低。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

至于国民党方面，司徒雷登沮丧地说：

“国民党内充斥着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分裂和腐败“已成为政府过去几年中行动的特征”。

他断言：国民党的“政治与军事的崩溃正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

司徒雷登所谓另找办法，就是想由美、英、法、苏等国出面调解，促成国共和谈，最终组成非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

档案记载，1948年11月，司徒雷登同蒋介石进行过一次交谈，劝蒋介石跟共产党和谈。

这以后不久，司徒雷登约了当时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谈话，他向吴贻芳透露，他准备向华盛顿提出建议，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仍然要留在南京。

他的这个想法在后来得到了印证。

美国人静观待变

1949年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南京大使馆，通知国民政府决定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随同前往。英、法等国的大使接到通知后，不知道是否该按照通知要求迁往广州，于是匆匆前来拜会司徒雷登，讨要对策。

司徒雷登认为“现在国民党和是投降，战亦无法，美只好暂时观变”，表示他不会随国民政府南迁，要留在南京，观察形势。他希望英、法等国大使跟他采取同样立场。

司徒雷登此时的想法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西方各国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中共讨价还价，逼中共让步，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

司徒雷登的这个想法得到英、法大使的认同，他们当即表示，愿意跟司徒雷登采取一致行动，将请示本国政府，要求留在南京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几个人随后又对当时中国的局势、战争进展情况，以及对中共新政府的承认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国民党政府得知司徒雷登不愿迁往广州，既感到慌张，又觉得很没面子，于是紧急制定对策，千方百计要劝司徒雷登南迁。

为了能说动司徒雷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出面，低三下四地请求司徒雷登务必要随国民政府南迁。

国民政府外交部代部长叶公超在撤离南京之前的危急时刻，还亲自跑到司徒雷登的宅邸苦苦劝说。

但是司徒雷登主意已定，这些国民党大员的请求、劝说自然不会奏效。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当然是出于对美国在华利益的长远考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面也有他个人的小九九。在他看来，如果这样就走了，实在不太甘心。

当初，在美国“调停国共冲突”失败的关键之际，他被马歇尔看中，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本来是想利用自己所谓既是“官方代表”，又是“友好人士”的特殊身份，加上自己几十年来在中国打下的根基和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为消灭共产党，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最终实现美国对华战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没曾想，国民党不堪一击，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这让他实在是心寒。

在伤心失望的同时，司徒雷登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他认为，自己如果跟着国民党逃跑，依国民党的败势，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相反，如果留在南京，当美国政府想同人民政权接触的时候，他便可从中发挥别人无法发挥的作用。一旦美国承认新中国，他自然可以继续出任驻华大使。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电报，请示留在南京，相机同中共方面接触。

4月12日，眼看着南京解放在即，司徒雷登又匆匆给美国国务院发电，提出三种对策：

一、接受国民党李宗仁的请求，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

二、置国民党的请求于不顾，联络其他各使团，滞留南京，以观形势；

三、在南京尚未被解放军占领之前赶紧离华回国。

司徒雷登强调，他本人倾向于第二方案，留在南京。

他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他认为：“共产党一旦横行于长江中下游城市，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会对共产党有所影响，这将使他们颇为棘手”，他也考虑到：“留在南京也可能被共产党地方政权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那时即可将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

司徒雷登可谓是老谋深算。

美国国务院迅速回电，同意司徒雷登的方案，命他留在南京，选择时机同中共方面接触，打探对美政策的虚实。电报还专门提醒司徒雷登，对他的这番行动必须严格保密，不得走漏风声。同时，要他跟中共谈话的时候要有所保留，特别是要降低调门，绝对不可以用“报复”之类带有威胁口吻的话。

有了上峰的指令，司徒雷登像吃了定心丸，任凭国民党方面如何火烧火燎地催促，他躲在南京城就是按兵不动。不过，美国人并没有把宝全部压在新政权方面，美国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脚踏三条船”的政策。

安排司徒雷登在南京不动，但是却派了参赞克拉克带一部分人去了广州，而同时，他的驻华公使默钱特则受命前往台湾。英、法等国使节效法司徒，也都仍旧滞留在南京城内。倒是苏联大使馆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

其实，除了司徒雷登之外，其他那些留在南京的“外交代表”们也都有各自的小算盘。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其意图国民党当局是心知肚明，却又拿他无可奈何。

眼看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政府感到，如果再打下去，恐怕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情急之下，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自出马，吁请美、英、法、苏等大使出面调停。

此时美国已经看到，自己出面只能是自讨没趣，在当前形势下，中共不可能接受所谓的“调停”，让苏联出面参加调停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因此，美国人对国民党的呼吁反应非常冷淡。

苏联方面就更是如此。当李宗仁在广州召见苏联大使罗申阐明意图之后，罗申的回答多少带有几分挖苦的味道，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什么呢？”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令，司徒雷登向南京政府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也向国民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表示，苏联无意接受南京政府的请求。

1949年4月23日，司徒雷登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南京城防，南京宣告解放。

对于新政权来说，南京的解放，使外交问题变得更加现实、敏感。解放大军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上所向披靡，但对于外交却不熟悉，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中共中央对南京解放后可能出现的外交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准备，并且研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

解放军一进南京城，司徒雷登和那些留在城里观望的原外交官们便迫不及待地四处打探，探听我方的外交方针政策，想摸我们的底牌，并且千方百计地想同新政权建立联系。对于新政权方面，司徒雷登虽然还没有机会打交道，但是，他已经感到，中共对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强硬态势，特别是当沈阳发生解放军军管会收缴原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电台一事之后，司徒雷登的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

与此同时，这些享受惯了“外交特权”的工作人员，仍自恃自己是“外交人员”，放不下架子，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给人民政府出难题，添麻烦。

针对当时的情况，4月25日，也就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专门致电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对南京解放后将会面临的诸多涉外问题给予明确指示。

在指示的最后，还通知中央将派黄华担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的处长，很快南下。

黄华和司徒雷登会面

黄华将来南京出任外侨事务处处长的消息，让司徒雷登着实高兴了一番。从1932年到1936年，黄华曾经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当时就跟司徒雷登认识，而且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还是黄华的同班同学。

时过境迁，今日的黄华已经从当年那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成长为肩负着重任的人民政府官员。但司徒雷登却觉得，他和黄华之间毕竟有一层“师生之谊”，他相信，这对他尽快实现同中共高层建立联系的计划会大有好处。

有了这番想法，他的兴奋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中共中央派黄华到南京，是有很深的考虑的。

作为当年燕京大学的高才生和中共许多外事活动的参与者，黄华一直很受周恩来的器重。他不仅通晓英文，而且具有相当丰富的外交经验。

1936年，黄华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展转来到延安，随即担任了中央军委总部的英文翻译。在这之后，他先是跟随周恩来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后来又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和中共中央省外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华来到中央军委外事办主持翻译科的工作。1946年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成立，黄华奉命前往北平，出任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秘书及中共方面新闻处的处长。

此后，他又重新回到中央外事组工作。天津刚一解放，他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的处长。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解放后，军管会和市政府所面临的涉外事务比其他城市更为复杂和繁重，要组建军管会外侨事务处，要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处理各国原外交使团的各项事务，同时，司徒雷登没有走，对美斗争的任务势必会更加繁重和复杂。

因此，中央考虑，必须要有一个具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的人来主持外侨事务处的工作。

黄华丰富的外事工作经历，加之他同司徒雷登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成为担当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1949年5月6日，黄华刚刚上任，司徒雷登就不及待地派傅泾波同黄华联系，要求安排见面。

傅泾波跟黄华在燕京大学同窗求学，此后的生活道路却截然不同。黄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傅泾波则毕业后留校，成为司徒雷登的助手。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后，仍然把他带在身边。傅泾波与司徒雷登认识是在他18岁的时候，到了他22岁，由司徒雷登给他做了洗礼，从此，傅泾波视司徒雷登为亲生父亲，对他崇敬得五体投地。

傅泾波可以说是司徒雷登的亲信和左膀右臂。有人甚至夸张地说，傅泾波是司徒雷登脑细胞的一部分。

司徒雷登自己则说：“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而且，“他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我也由此受益匪浅。”

事实也是，司徒雷登的一切活动傅泾波基本上都参与，而且司徒雷登很注重傅泾波的看法和意见。

由于司徒雷登对傅泾波的器重，所以，国民政府的一些大员也就自然对傅泾波恭敬有加。连蒋介石见了他，也要恭称一声“傅先生”。据说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曾经想邀请傅泾波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秘书长。

5月7日，黄华在外侨处约见傅泾波。

双方一见面，傅泾波自然是表现出非常亲热的样子，寒暄问候，畅叙同窗之谊，然后话入正题。

傅泾波按照司徒雷登授意，先替司徒雷登说了一番好话，说司徒雷登一年来已经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上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还说，司徒雷登是在国外直接被任命为大使的，没在国务院干过，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也不熟悉。中美关系中的许多事情，不能都怪他。又特别强调，此次国民党撤退之前，连何应钦都出面劝他去广州，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目的就是希望跟中共方面接触，建立联系。还表示，司徒雷登得知黄华来南京的消息后特别高兴，盼望能跟黄华见面，时间和地点由黄华定，等等。

傅泾波还颇动感情地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较换一新人好些。”

最后，似乎是为了表明司徒雷登的诚意，傅泾波又特别加上一句：

“司徒为促进中美平等外交关系，已按下贵军进入其私宅及其他事不提了。”

说到这里，有一段插曲可以提一下。

4月25日，也就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司徒雷登还没有起床，一队解放军战士进入他的住宅进行检查。

司徒雷登是享受惯了各种优待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迷迷瞪瞪地坐起来，慌得一时说不出话。一位解放军战士向他宣布，这座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

当天，司徒雷登连忙给美国国务院发电，绘声绘色地报告了此事。

当时西方的一些媒体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肆意渲染，想以此诋毁新生的人民政权。

留在南京的其他各国前使节看到解放军连司徒雷登的住宅都敢进，不免也感到几分惊慌。

司徒雷登称他对此事“按下不提”，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实际情况是，美国驻南京的所谓“大使馆”先后两次口头或书面照会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军管会承认错误并道歉。

我们当时对美国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他们的两次照会都被人民政府以两国无外交关系为由给退了回去。

考虑到外交的敏感性，不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中央军委随即又发出指示，重申中央处理外国侨民的规定，同时强调，南京现为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所在地区，一切有关外侨事情的处理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严防敌特和外国间谍的挑拨。

中央对司徒雷登要见黄华一事十分重视。

5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同意黄华跟司徒雷登见面，并对见面时应掌握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来到司徒雷登的住处跟他会见。

会见过程中，司徒雷登摆出一副和平使者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为了能在美国政府同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方面做些事情，他“乐意多留一段时间，以表明美国人民对全中国人民幸福的关注”。

谈到中美关系，话题自然少不了关于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司徒雷登曾经在给艾奇逊的电报中说过一个观点：“承认是我们唯一的杠杆，一旦杠杆断了，一旦我们开始承认，我们就放弃了现在自己手中讨价还价的权利。”

司徒雷登一定要用好这个杠杆。

所以，当一谈到承认，司徒雷登说：“按照国际惯例，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支持的、能够并且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都会得到承认。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现在只有静观中国局势的发展。”

司徒雷登话里有话。

接着，他提出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

一是新政权必须是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领土和行政机构。

二是所谓中国必须遵守国际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签订的各项条约。言外之意，是要人民政权承认帝国主义跟旧政权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保持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

第三条是所谓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

司徒雷登声称，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只能等一等。

司徒雷登还暗示，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会看美国的眼色行事。

黄华对司徒雷登的论调给予了驳斥，他说，我们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但我们的前提是，必须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则。

同黄华的会见，使司徒雷登感到在南京这几个月的苦熬总算没有白费，可以在外交界同仁面前找回点面子。尽管我方已经申明，此次会见纯属私人性质，但司徒雷登却千方百计地想给它涂上一层官方色彩，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到了6月6日，黄华和司徒雷登再次会面。地点定在南京外侨事务处。

同上次相比，这次会见的气氛更加的紧张。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说，“会谈是坦率的，几乎不时越出中国人的一般礼节”。谈话当中，司徒雷登流露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司徒雷登讲美国惧怕共产主义倒是实情。

当时在美国曾经发生过其前国防部长突然发疯，穿着睡衣在街头狂奔，大呼小叫“红军来了”的滑稽事件。

当时，美国前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在家中养病。一天夜里，附近邻居家发生火灾。当消防车呼啸而至的时候，这位先生一下子惊醒，竟然以为是苏联红军打来了，心慌地抓过睡衣夺门而逃，边跑边喊：“红军来啦！红军来啦！”

后来这位将军被送进美国海军医院诊治，医生称他犯的是所谓“职业性疲劳症”，而当时的媒体的说法则是，他是被“苏联进攻美国这种杯弓蛇影的观念弄得发疯的”。

跟黄华会见两天之后，司徒雷登给艾奇逊写了个报告，汇报这次会见的情况和他的意见。

司徒雷登想乘美国飞机北上

同黄华的几番交锋，司徒雷登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但他并不死心，他总觉得“中共定会有所让步”。于是，他开始琢磨着设法到北平去一趟，力争能接触到我方高层。

中央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尚处于左右矛盾当中，此时如果司徒雷登到北平，我方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让他了解一下我们的外交方针政策和基本立场也不无益处。于是，同意司徒雷登北上，但他只能以非官方身份出现。

在南京解放之前，司徒雷登每年的6月24日都要回燕京大学过他的生日，于是，就利用这一点，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给司徒雷登写了封邀其北上的信。

司徒雷登得知可以前往北平的消息后又惊又喜，他更加相信，中共还是希望跟美国发展关系的，只要他坚持下去，也许还能争取到中共向美国的妥协。

有了这些想法，司徒雷登反倒摆起谱来，先是提出希望我方能直接向他发出邀请，接着又说要乘美军的飞机前往北平。

这个时候，司徒雷登提出乘飞机前往北平，想趁机摆摆威风。

司徒雷登的算盘又打错了。

6月30日，中央给南京市委发来电报，指出：司徒雷登要来北平是他自己提出的，不是我们邀请他来，我们只是批准他到燕京大学来。他如果要来，也只能坐火车，对于他的其他借口，一概不予理睬。

意思很明确，要来你就来，不来就拉倒。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阐述了人民政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的文章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取向表述得淋漓尽致。美国想把中国拉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企图成为了泡影。

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恼火，他们感到，此时如果司徒雷登去北平，不仅捞不到任何美国想要的东西，反而会给人以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印象，并可能由此提高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声望。同时，在美国国内也会受到国会的指责。

在美国国会里，有一帮议员是亲蒋的铁杆，他们一直坚决反对跟中共打交道，在对华政策方面常常跟国务院弄不到一块儿。

这也是蒋介石多年苦心公关的“成果”。

因为美国国会掌握着给政府拨款的财政大权，蒋介石要想得到美国的大笔援助，首先就要跟国会的议员们拉好关系。所以，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包括送钱送物，请他们来中国游山玩水，拉拢他们。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下来，结交了不少坚决反共的铁关系，以至于在国会当中有“中国帮”之说。

对于国会的这股势力，美国国务院当然不敢小视。

出于这些考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7月1日急电给司徒雷登，要他取消北上的计划，于7月25日之前离开南京回华盛顿，中途不得停留。

司徒雷登要走了。

我方对此事的反应平平。

司徒雷登似乎仍不太死心。

7月2日，他指派傅泾波拜访黄华。

最终，司徒雷登讨了个没趣，只好打点行囊准备走人。

按照当时人民政府出入境管理规定，外国侨民申请离境，必须要找两家经济实力雄厚的店铺做担保，出具保单，保证该离境外侨没有拖欠政府税金，没有悬而未决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也没有尚未了结的债务等等。对所携带的行李，也必须进行检查。

司徒雷登被视为普通侨民，他要离境，自然也不能例外。

这一点让享受惯外交特权的司徒雷登非常难受和尴尬。

于是，司徒雷登一面派傅泾波同黄华交涉，请求免除觅保和检查，一面同两家美资公司联系安排担保事宜。

同时，司徒雷登又电请华盛顿，寻求对策。

7月15日，美国国务院急电司徒雷登，命其不得填具保单。

美国国务院在电报中称，司徒雷登系美国政府任命的大使，虽然不被中共承认，但就美国而言，他仍然具有大使的身份。

电报还训斥司徒雷登，说他在同中共的接触中表现得过于软弱等等。

司徒雷登接电报后，又让傅泾波到黄华处求情。

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希望谅解，他留在南京也是出于友好，返回美国后也会为中美关系而努力，如果能免去担保及检查，将非常感激等等，言辞非常恳切。

当时除了司徒雷登之外，还有一些国家的原大使、公使也准备离开，也存在出境手续上的问题。

考虑到他们这些人仍然被他们的政府视为国家的代表，所以，南京市委研究之后，向中央建议，可考虑适当地给他们一些便利。比如免除担保，允许一件行李免检。至于对“使馆”其他人员，则仍按原来的规定办理。

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司徒雷登听说可以免除担保了，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7月20日，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了司徒雷登离开的安排。

1949年8月2日，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个别有一番意义的日子。

这天一大早，司徒雷登带着秘书傅泾波等随从人员赶到南京近郊的明故宫机场，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的警戒下，登上了美国空军C－47型运输机。

送行的人寥寥无几。

在机舱门口，司徒雷登回过头来，向送行的人们摆摆手。同当初他作为大使阁下赴任时达官显贵人头攒动的热烈场面相比，此时的情景实在是太冷清了。尽管他强打精神，但仍然无法掩饰内心的忧郁，神情黯然。

8点30分，飞机起飞，按照南京市军管会的指令，沿我指定航线向日本冲绳方向飞去。

这位“末代大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的土地。他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56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家的祖坟还在杭州的西子湖畔。

8月10日下午4点，司徒雷登抵达华盛顿。他被直接接到了美国国务院。国务院的官员告诉司徒雷登，要他闭门不出，不要接见任何不必要的来访者，说白了，就是让他隐居一段时间。

随后，司徒雷登被政府安排在卡尔顿饭店，不许随便会见客人。

两天之后，艾奇逊接见了他，并安排他跟杜鲁门总统见了面。

有人说他两个月之后辞去一切官方职务，打算将来回中国专心办好燕京大学。此说未必准确。因为有资料显示，司徒雷登直到1952年11月29日才向杜鲁门总统递交辞呈。

不过，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确实曾给仍留在上海的美国“领使馆”人员发电报，表示一旦中美关系好转，他还要返回中国。

但档案记载，1949年10月间，司徒雷登派傅泾波到香港，计划在那里组建“远东问题研究所”，目的是网罗所谓“中国民主自由知识分子”，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为美国政府提供相应的情报。

司徒雷登所谓“热爱”中国的实质，也就不言自明了。

司徒雷登走后，美国国务院为了推卸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平息国内反对派的指责，于8月5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称此文为“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

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其犀利的笔锋和非凡的气概，至今读来仍令人鼓舞：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

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人民解

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

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

动，睁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

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

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去，工人、

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

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

兵学生等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

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

影相吊”，没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

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

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天，周恩来以外长身份将毛泽东的建国公告送达各国政府。

消息到了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于10月6日紧急邀请了二十多位所谓“东亚问题专家”，召开了圆桌会议，请他们为美国下一步对新中国的政策出谋划策。

这些人里头有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魏德迈，工商界大亨、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任主席福斯迪克，著名学者费正清等等。会议进行了三天，观点各异，争得脸红脖子粗。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承认新中国，跟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理由是，承认新中国对美国来说并没有损失什么，不承认的话，美国也得不到什么。再者，承认新中国以后，美国可以发挥作用，牵制中国不要倒向苏联阵营。

另一部分人主张有条件地承认，想法跟美国国务院的差不多。剩下的就是坚决反对，声称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就意味着美国抛弃和背叛从前的盟友，就会加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随后，美国国家舆论中心还搞了个民调，结果有30%的人“反对所有类型的共产主义，反对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11%的人认为承认只会“加强共产主义的力量”，还有38%的人认为，蒋介石是反共的，支持他会对美国有利。

可见，在当时美国朝野乃至平民百姓，对新中国都充满敌意，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反共的政策，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1962年，司徒雷登在他位于华盛顿的家里去世，终年86岁。

司徒雷登立了很多次遗嘱，1955年8月1日，在他离开中国六周年之际，他立下了所谓的最后遗嘱：

约翰·司徒雷登，又名杰·司徒雷

登，在头脑健全并有决定能力、有记忆

力及理解力的情况下订立、签署、署

印、发表和宣布以下内容为我的最后遗

嘱，并特此废除本人以前所订立之任何

及所有遗嘱及遗嘱附件。

……

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

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

墓地，与我妻遗体为邻……

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

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本刊节选）

〔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中国档案出版社《解密中国外交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