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梅 丁乐慢

不久前逝世的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了一辈子,并且乐此不疲。在90岁这年,他动了一次大手术,大家都劝他好好休息养病,任继愈却正色回答:“我比不得你们,你们好比在时间的银行里还有100元钱,我却只有5毛钱了,我得好好利用这5毛钱才行。”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最想进的学校和最理想的系,也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正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进哲学系的新生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他便是其中之一。芦沟桥事变后,任继愈在西南联大遇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好老师,这些老师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都成了他的榜样。其中,给任继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教中国通史的钱穆先生。据任继愈回忆,钱穆先生虽然有很重的无锡口音,但他总带着感情讲课,很有感染力。另外,中国文学史是胡适教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陶希圣教授的。他俩讲课都很生动风趣,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当时,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这个旅行团靠每个人双脚走路,一直走了两个多月,行程达1300多公里。湘西一带经常有士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都是些穷学生,既没有钱,又不带武器,也就没有为难他们。正是这次旅行使得任继愈有机会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败落,呈现在他眼前的衰败情景深深震撼了这位年轻学子的心灵,使他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他思考怎样从意识形态的深层中根本性地找到眼前现实的总根源。后来他这样写道:“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着?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有的同学深入到彝族地区,生活发生困难,任继愈就带着生活用品和书刊,翻山越岭前去接应,并鼓励同学们要调查研究彝文典籍。

2006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主持人曲向东在采访任老时曾经问道,当时到底是什么因素触动任老去从事哲学研究。任老回答说,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许多老百姓都没念过书,文盲很多,而且大都很穷困。但当这些百姓意识到国家要亡,要当亡国奴时,他们便受不了了。当时打仗的壮丁不都是自愿去的,但是去了以后懂得亡国就要做亡国奴的道理后,最勇敢的便是他们。他们什么事儿都奋不顾身,出力、出钱、抗战,成为主力军,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这个很值得研究。

任继愈一生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年迈之时还承担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东方文献》《新标点二十四史》等重大的国家级图书项目的主编工作。为了劝说80岁的佛教史专家杜继文先生参与佛教方面的编写,91岁高龄的任老亲自上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上五层楼进了杜继文家,令杜先生十分感动。在整个编委会里,任继愈的工资却比较低,他就是个只做事不问报酬的人。任继愈当主编有三个“不”,一句话就是不当挂名主编。他担任主编的工作,都是亲力亲为。他总是亲自找工作人员谈话,编辑中的原则、方向等大问题都要经过商讨后确定下来,重要的稿件都要一一看过和改过。这种精神令人感佩不已。为了国家级的项目,任继愈竟不愿意出版自己的全集。当有关出版社来找他出版全集“供后人研究用”时,任继愈却拒绝了。确实,他把全部时间、精力和才能都用在主持国家级国学研究项目上了。这些浸透任老心血的典籍将会流传千古!

90高龄的任继愈是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代言人。在宣传中国古老文化遗产的活动中,他呼吁“完全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因此他亲自担任长城篇的代言,亲自审定圆明园、天坛等的文字和画面。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老人!

任继愈先生的家乡是山东平原县龙门街道北任村。他虽然没有时间常回家看看,但心里时时刻刻记挂着家乡的发展,还为家乡的建设积极进言献策。他说:“老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都差不多先后故去,而我的社会关系和圈子也已经不在山东,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过老家了。”但任继愈说过,“如果我能再年轻10岁,我一定要回家看一看。”他记得父亲为他起名继愈是要他继承韩愈,他还希望家乡有更多的“继愈”出现。

平原县图书馆三楼有一间珍藏任继愈先生赠书的屋子。他从1996年开始坚持每年捐书,现在已多达7000多册,那些都是任继愈的私人藏书,他毫无保留地奉献了出来,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国佛教经典》《西学基本经典》等,都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书籍。《钦定全唐文》是任继愈珍藏多年的古籍。解放前他遇到了这本乾隆版的古籍,不惜重金买了下来,珍藏了60多年。2007年,他把它郑重地捐给了平原县图书馆。平原县的领导得知这套书籍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后,分外珍惜。任继愈先生表示:“把藏书捐给故乡,这样心里能够踏实些。”他还说:“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尽量多做一点。”

就这样,任继愈把一切奉献给了社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