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谦

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文学院锺玲院长的邀请，我有幸成为该文学院国际作家工作坊九位２００５访问作家之一。

时间从十一月十四日算起，我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十二月十四日返回北京。一出候机厅，跟上好几个人，都要让我坐他们的出租车，我和最先跟我搭话的年轻人摆了摆手。他很高兴，马上要帮我拉行李箱，我没让。我知道，行李箱一旦控制在他手里，你好赖就得坐他的车。他问我到哪里，我说西客站。他说二百元。我大吃一惊说，什么，二百？他笑笑地说，是人民币不是美元。我说你杀人呀，打表有六十元也足够。说完向大巴车走去。

大巴司机一定是感冒了，不住气地咳嗽，有了痰就摇下车窗吐在外面。他也不管行驶的速度造成的逆风，要把他那带有细菌的唾沫星子还要吹回到车里，漂荡在车内。我想起上小学时，老师让我们拿着喊话筒上街宣传，其中有一句是：随地吐痰坏习惯，既不卫生又难看。算了算，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四十年过去了，还是这样。我不由地看了看车内，有好几个老外。我觉得脸上在一阵阵地发烧。

返回大同，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街坊邻居，谁见了都要问问，问我香港好不好。我说好。他们问有多好，我说你能想象出有多好，就有多好。他们让我具体说说，我说好得没法儿说。我这么说，并不是跟他们卖关子，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述我对香港的赞美。

我和工作坊秀珍过马路，两个方向都没有车，她却不让过。到了人行横道，上下还没车，可她非要等绿灯。朋友文芬的朋友张薇，开着车请我到她家吃饺子。她家在郊外。途中有一处路段修理，两面临时架设着红绿灯，从车里很清楚地看见，空荡荡的路上，对面并没有车，她有足够的时间过去，可她却要停在那里等信号。我明白了，她们都是港人。

在香港的那个月，气温平均是２０度，可无论在哪里，我都没有看见一只苍蝇，也没有看见一只蚊子。常见到的是，花圃上有留连的戏蝶时时舞，树林里有自在的娇莺恰恰啼。

我好穿旅游鞋，出发的时候妻子给我把鞋洗净后打包在皮箱里，我在香港穿了一个月，临走时又打包进皮箱。回到家妻子问我，你在香港没穿？我说天天都穿。她惊奇地说，怎么还这么干净，是洗了？我说没，我说还有让你惊奇的事，我专门摸过马路两旁的护栏，也专门摸过花池周围的矮墙，摸后看看手指，没有半点尘土。

包括街巷在内，我进过的所有的厕所都就像内地三星级宾馆的卫生间，而且并没有专门的人员守在那里清扫。能保持那样的清洁、无异味，实在是让我感叹。

更让我感叹的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没有发现地上有痰迹。我倒是看见有个拉着行李箱的人把烟头扔在路面后，又有个提着菜篮的女人把那个烟头拾起，走向垃圾箱。我看看是不是在拍电视广告，看看，不是。我还看见，有个妇人牵着的狗在人行道上拉了屎，这个妇人用卫生纸把狗屎捏进了垃圾箱。当然，这也不是在拍制讲卫生的专题片。

到过几个景点，等公共车的人是不少，车来了，要上车的人都不拥挤着去抢座位。我观察过，无论哪里，都没有带红袖章的老头喊着话筒在维持秩序。我还知道，游客里有很多内地的人，他们为什么一到了这里就规矩起来？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水土就真的是这么的重要？

我常去的那家超市很大，有三层，电梯上，步行下，曲里拐弯，绕来绕去。开始的那几天，我根本就找不见想去的地点，想离开的时候又找不见门，出了门又找不见回家的路。这都好说，问人。听不懂话，写在纸上。问谁谁都帮你，有的还要亲自引领着你，把你送到你认为不会再迷路的地方。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冷血人儿，这时候，你的心里一定是暖乎乎的。

你如果不注意碰了一下谁，这本来是自己的错误，可听到的马上是来自对方的“绍瑞”和“对不起”，这反而弄得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才对。

我女儿给我打电话，想让我给集点香港的硬币，工作坊的全体人马都帮我，可还有好多没有的，我试着在超市里问了两个卖东西的人，看能不能帮帮我。我把我的请求和需要的硬币都写在纸上递给他们，他们都很客气地说试试看，还跟我要了电话号码。这两个人后来都给我打过电话，各帮我积攒了几个，让我过去取。

有位媒体记者，让我讲讲在香港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我是个眼睛看不见泰山，耳朵听不见鸣雷的小人物；我是个心里头只装着柴米油盐，脑子里只想着吃喝拉撒的小老百姓；我是个少见多怪的乡巴佬、村香瓜；我是个胸中无大志，心中无大事的小市民，我的所谓的最深的感受，也仅仅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我只能告诉他：香港的月亮真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