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王建辉在《出版科学》撰文说：现在评价“走出去”，是以简单的数字统计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数字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不能说明全部，还要考虑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出版机构实力排名中，排在前面的根本没有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但是又有谁能忽视他们?现有的出版业统计和评价体系，只是单纯地建立在经济学层面上，没有对文化贡献的统计和评价。没有一套适合出版行业的统计和评价体系，是当前出版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出版业确实不同于纯粹的工业及其企业，不能完全用工业评价标准来套用，出版产业应该形成自主的评价体系，不能简单地用几个经济指标来衡量。

张昕、黄姗姗：借助引进来是加快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张昕、黄姗姗在《科技与出版》撰文说：借助引进来是加快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有机的整体，缺了哪一个都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在科技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对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比例我们曾经顾此失彼，没有平衡感，或者过渡注重引进来的“短平快”效应，忽视了对走出去的积累；或者人为地限制引进来的比例，极端放大走出去的作用。实际上，这种忽冷忽热反映了我们还没有找到走出去和引进来协调发展的规律。作为出版人，不仅要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实现这种协调发展，还要注意结合自身的特点，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范军：模仿在出版工作中具有积极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范军在《济南大学学报》发表文章说：模仿就是集成。万事成于模仿，出版业也不例外。学界和出版领域存在片面强调创新、简单否定模仿的现象。中国现当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些成功案例，充分证明了模仿的合理因素与积极意义。我国一些著名的期刊如《读者》、《意林》、《格言》、《中国国家地理》等，一些重要的出版物如《万有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开明活页文选》等，都是有所借鉴，有所依傍，同时又为后继者所效法的。这些书刊都成为了公认的文化经典。事实上，模仿主要是选题思路、编辑形式方面的学习和取法，内容方面必须有高质量和高水平，有自身的特色。模仿不可刻舟求剑，应该得鱼忘筌，不断推陈出新，在继承中发展，在学习中创新。

李江涛：书号实名申领有助于出版社规范管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李江涛在《科技与出版》撰文说：书号实名申领系统，可以让新闻出版总署等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出版社的书号使用情况，可以有效防止虚报选题的现象，书号的申领更快捷、更透明。但是，随着系统的使用，出版社与外界的信息和数据交换也比从前更加频繁，因此出版社的信息安全就成为—个更加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网络病毒和黑客技术日益猖獗，出版社信息安全防护的任务和压力越来越大。当前，信息安全领域普遍存在重技术、轻管理的倾向，轻视管理机制的建设是目前威胁出版社信息安全的—个重要因素。出版社要未雨绸缪，加强信息安全教育，建立良好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使用合适的安全产品和技术，通过各种方式消除信息安全隐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社健康、持续发展。

庄廷江：金融危机带给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国际机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庄廷江在《科技与出版》撰文说：1金融危机重创了欧美出版发行业巨头，给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难得的机会，中国出版业应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抢占海外出版业萎缩后出现的市场空间，实现产业的国际化扩张。2为应对金融危机，欧美各国的出版业纷纷裁减人员，其中自然不乏优秀人才被裁减，我国的出版业应该抓住机遇吸纳国外高素质的优秀出版策划人才，为未来的长足发展储备人才资源。3金融危机有助于中国的出版集团绕过欧美等国家危机前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和并购壁垒，以相对合理的投资，通过收购、参股和注资等手段加快实现我国出版业的国际化布局。4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出版业萧条，并且因为融资困难，很多出版企业面临生存的巨大压力。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出版业能够低成本地购买其品牌和技术，低成本地开辟发行销售渠道等。

邓锟：成立出版集团并不是单纯的“市场化和集约化”

出版广角杂志社社长邓锟在《中国出版》撰文说：这些年来，出版集团成立了不少，一些总社、出版集团麾下聚积了几乎区域内所有的出版单位。规模大则大矣，但要解决那些如财政税收、投资和融资、资产处置、工商管理、价格授权经营、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还要有个过程。成立出版集团的初衷是要“提高产业集中度，建立保证正确导向、富有经营活力的出版运行机制”，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仅仅如有些人所理解的单纯的“市场化和集约化”那样简单。市场化的途径不止集团化一种，也并非所有的出版单位都适合—个模板。其实，我们多是看到了国外出版界扩张联合的一面，对国外出版界的个性、多元的一面却关注得不多。毫无疑问，在尊重民间资本欲现身出版业的热隋和活力，优化整个出版产业内部格局，激活产业动力的同时，帮助、引导非公有资本介入出版发行产业链，并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是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