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懿　欧阳圻

1896年10月31日，对于交通大学来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清朝的头品顶戴、督办全国铁路大臣盛宣怀向光绪皇帝正式上奏折，请求设立南洋公学，由此点燃了交大这所百年名校的启明灯。

历史已永远铭记这一刻。这份题目为“请设学堂片”的奏折，历来被交大人视为记录交大肇始的标志性文献而得到广泛关注和种种诠释。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交大就有两种该奏折的抄件，一份是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先生亲笔录抄，另一份由自号为“古稀老人且厂氏”的老校友恭录而成，两种抄件现保存完好。1996年百年校庆，学校纂成一巨册“集百年校情”的校志，内封赫然收录首份设学奏折，并注明这是“1896年盛宣怀给清政府的奏折”，以示尊崇。可惜细观之下，这份奏折是“古稀老人且厂氏”的抄件。

具有一定历史常识的人会知道，清代中期以来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一般会产生多个版本。一个是给皇帝看的原件，皇帝会用朱笔在上面留下各种各样的批示，所以将之称为“朱批奏折”，朱批奏折在发还奏请人遵行后，还要重新汇总皇宫保存。朱批奏折一般要由军机处再抄录一份，以供有关衙门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形成录副奏折的版本。此外，上奏人本人还可能留有奏折的底稿和朱批奏折发还给自己后所作的抄录稿。按照这一奏折保存制度推理，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并不具备查阅宫中档案的情况下，交大所藏的抄稿应该转抄自创始人盛宣怀处。最近，恰逢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整理编目工程告成，在那里我们有幸查到不少公学期间校史档案，其中就包括首份办学奏折的底稿、奏稿。从笔迹上看，底稿是何嗣焜所写；奏稿与后来发现的奏折内容完全一致，不过其后署名加盖“实事求是”的印信。这一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竟然也被盛宣怀奉为圭臬。无疑，办实事，求实业，是盛宣怀一生的写照，在推动中国近代教育进程中，他也着力于实践这一方向。底稿、奏稿的发现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又进一步激发我们对奏折原件的渴求，历经百十年的风雨沧桑，它尚安在否?奏折原件一般保存在朱批奏折留存处，在当今许多朱批奏折已影印出版的条件下，作一个刨根究底式地搜寻应该不难吧?

然而，寻找过程的曲折迂回令我们始料不及。我们先是翻遍了大陆、台湾两地已出版的百数十册影印本光绪朝朱批奏折，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心怀希望又奔往北京，直接到明清中央政府档案的保藏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史馆)，查阅宫中朱批奏折，仍然找不到，甚至连盛宣怀给清政府的其他奏折也只有几份。实际上，盛宣怀一生上过数百份奏折，有关交大的就有20余份，是不是盛宣怀奏折正好在大量散佚档案之列?

失望之余，只好到录副奏折档案中碰碰运气。尽管经验告诉我们朱批原件无存而存于录副的几率微乎其微，意想不到的是，录副查询系统中跳出盛宣怀办理公学的奏折12份，其中4份从字体、格式、批语来看，显然不是录副，而是直接置放其中的奏折原件，“请设学堂片”也赫然列于其中。再经一史馆工作人员的鉴定，确认为盛宣怀呈给清廷的奏折原件。颇费时日，几经周折，深藏百十年的交大第一份办学奏折原件终于得以显露真身。令人疑惑的是，奏折原件为何在录副档案中出现，仔细查阅奏折制度史，其中提示我们，留中奏折，一般事关重大，皇帝出于多种原因考虑可能不作任何批示，也不发还原奏人，不抄发其它各衙门，交军机处原折存档。“请设学堂片”就是这种虽没有朱批在身但是事关重大的“留中”奏折。

“请设学堂片”是盛宣怀所上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的两个附片之一，另一附片是“请设银行片”。《条陈自强大计折》是盛宣怀取得专折奏事权后，向皇帝发表政见的第一个奏折，也是盛宣怀20余年办洋务的理念和实践的第一次综合概括。他在其中提出，自强图存的三个相辅相成的条件：“强兵”“理财”、“育才”，并认为“育才”是最根本的途径。随奏折的这两个附片是其实业救国思想体系的具体实施方案。

新发现的“请设学堂片”原件，分4折8页，每页6行，每行占18字，全片合计788字，字体典雅庄重，美观大方，属奏疏常用的“馆阁体”。在这份奏折中，盛宣怀首次向中央政府提出要兴办“本系大学”的南洋公学，拟参酌上年开设的我国第一所近代大学——天津西学学堂(即天津大学前身)经验得失，有别于该校以“艺学”(机械、矿冶工程)为主的办学宗旨，专门培养高端“政学”(政治、理财、外交、法律)人才。一艺一政，一北一南，以开全国教育新风。奏折鉴于公学“收效皆在十年之后”，另提请在南洋公学内部设立速成性质的达成馆，以缓解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亟图变革而急需新式人才的局面。奏折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亟图振作的光绪帝批以“留中”，谕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户部三大中枢机构妥议具奏。1896年12月6日，光绪皇帝在“详加披阅”各部大臣的“逐条具奏”后，向全国各将军督抚发布谕旨：“育才为当今急务，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则是则国家陶冶人材之重地，与各省集捐设立之书院不同，著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毋庸由盛宣怀所管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济，以崇体制。”

其实，在正式奏请设学之前，南洋公学已在紧锣密鼓地筹设。1896年3月，盛宣怀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开始着手在上海开设一所新式学堂。至上奏前，已选定何嗣焜作为负责人，高昌庙作为校址，并已制订《南洋公学章程》17条，举凡学校名称、宗旨性质、学制课程、管理条规、教习生源、经费设施等一一明晰，一俟批复，便可开设。在将“请设学堂片”递交给皇帝后，盛宣怀开始焦急地等待批复结果，不久便从李鸿章那里打听到朝廷“准予办学”、但“学堂不用商电局捐项”的口风，他敏锐地预感到要等内外交困的朝廷出钱办学，可能“百事无成”，于是斩钉截铁地向李鸿章表示：“沪堂则必须商捐。”等谕旨正式下达后，盛宣怀“实事求是”地舍弃了原奏南洋公学与达成馆同时开设的做法，再于年底奏准先行办理南洋公学。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正式开学。于是，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就在盛宣怀的坚定支持下诞生了。

创设交通大学的第一份办学奏折“请设学堂片”原件及其底稿、奏稿的发现，清晰地向世人表明，南洋公学是经过当时中央政府批准建立的高等学府，这使南洋公学从诞生之日就具有了高规格的起点。就全国而言，南洋公学的创建，是继北洋大学堂之后的我国第二所近代大学；就地区而言，是为长江以南第一所近代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另一“请设银行片”也同样得到批准，盛宣怀据此建成了我国第一家国立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请设学堂片”与“请设银行片”交相映辉，可谓是我国近代新兴事业肇端的经典历史文献。

责任编辑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