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章

项英向来不喜欢饮酒，即使在宴请场合，也激不起酒兴。可是有一次，在江西大庾(今大余)，为了答谢一位为国共合作抗日出过力的国民党朋友，项英不但破例饮了酒，而且连干了几杯，结果不胜酒力，留下了一段醉酒的轶闻。

那是1937年10月间，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赣粤边出生入死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正在江西大庾待命的项英、陈毅，分别受命任新四军副军长和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

项英奉令将先行赴南昌新四军军部履职，在离开大庾的前夕，他郑重其事地与陈毅商量：是否以朋友的名义，邀请彭育英先生共进晚餐，以示答谢。

彭育英是国民党江西省大庾县县长，他早年留学日本，思想较开明。“七七”事变后，面对日寇大举进犯的危急局势，他激于民族大义，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呼吁，想方设法与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并与陈毅在约定的地点会晤，就双方停止交战、确保游击队下山集中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尔后，又陪同陈毅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官员谈判。从此，江南内战开始平息下来，数千名红军游击队员得以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其间，彭育英还利用社会地位的有利条件，热心地为游击队解决了部分经费、冬衣等，并毫不顾忌地为一部分因伤残回乡的游击队员发了盖有大庾县政府官印的通行证，使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安全返乡。陈毅对彭育英所做的这一切颇为赞赏，曾不无幽默地称他是“国统区内难能可贵的‘七品官”。

因此，陈毅对项英的提议自然深表赞同，当即就嘱人到大庾城内唯一的一家饭馆作了安排，同时给彭育英送去了请帖。

据彭育英后来回忆，这天晚上项英和陈毅都显得特别高兴，早早就来到饭馆迎候他。

一见面，项英就拉着彭育英的手，亲切地说：“快要离别了，我们一起吃顿饭，感谢你的一切帮助!”

陈毅也充满感情地说：“来日方长，我们会后会有期的!”

出席晚宴的还有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新四军驻大庾联络处主任杨尚奎等人。陪同彭育英前来的大庾县政府秘书鲁炯文也受到了款待。

这是一顿充满真诚与友谊的晚餐，席间气氛轻松而热烈。

就在大家边吃边谈时，项英提到了向彭育英借的两笔钱款。

借款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违约失信。按照谈判协议规定，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后，饷项、军装概由江西省政府先行发给，然而江西省政府却出尔反而，故意刁难，军饷只发了一个月便告中断。再三电催，也不见回应。在部队无饷接济的困境下，由陈毅出面，先后两次向彭育英告贷。彭育英虽然也有难处，但每次都欣然应允，然后通过县政府暂垫、向商会委员们暂借等办法予以解决。两次借款共计3000元，使游击队的燃眉之急得到缓解。

项英认真地说：“这两笔借款，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如数归还，绝对不能让彭县长为难。如果一次还不清，分两次三次也要还清。万一军饷内抽不出来，我们宁可节约伙食开支，就是把一日三餐缩成两餐，也要省出钱来归还。”

陈毅应和着说：“格老子，有借有还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件事的结果，后来被彭育英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我在大庾借与红军之3000元，自新四军开赴安徽后，已分两次如数汇还。头一次汇来1500元，我先还清了商会的借款，第二次汇来的1500元，归还了县政府的垫款。”

时间在大家的热烈交谈中过去，晚宴也将近结束。没想到的是，此前滴酒未沾的项英，这时却破天荒地来了酒兴。他拿起酒壶，斟了几杯酒摆在自己的面前，然后端了一杯站起来，谦恭地对彭育英说：“彭县长，我敬你一杯!”

彭育英始料未及，连忙抱拳致谢：“不敢当!不敢当!”

项英却非常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不会吃酒，请你就不要吃。我不会喝酒，你也是知道的，赣州马专员、戴师长宴请我们那次你也在场，我不是也没有喝一口酒吗?可是，今天我非喝不可，而且要多喝，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对你给予的种种帮助的感谢之情!”

话毕，项英即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他又不顾大家的劝阻，干了一杯又一杯，把摆在面前的几杯酒喝了个精光。散席时他已酩酊大醉，步履踉跄，上车也得靠人搀扶了。

然而，这次晚宴和项英醉酒的情景，却给彭育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认为这一切“足见共产党人待人处事之豪爽和认真……足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其意志和行动皆协调而相同也”。他为自己在历史转折关头结识这样的一批朋友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并更加尽心尽力地给予帮助，直到陈毅率军开赴抗日前线后，他仍一如既往，为新四军驻大庾联络处的工作提供安全保证和种种便利。在屡遭国民党顽固派诬陷、攻讦后，他愤然撕毁国民党党证，辞官弃政，转身从事银行工作。

1949年11月，彭育英应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邀请来沪，在与陈毅、曾山重逢叙旧时，彼此对项英醉酒一事记忆犹新。当得知他已在皖南罹难时，彭育英不由得百感交集，深为痛惜。

责任编辑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