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林

多次听初中老师上《老王》（人教版八年级），也多次听高中老师上《老王》（苏教版必修三），看到绝大部分课堂都比较关注“老王是怎样一个人”，且更多地让学生体会他性格中“善”的一面，而比较忽略伴随老王一生的“苦”。

笔者以为，只有对老王的“苦”有了真切的感悟，才能更好地把握老王卑微人生中最具风采的性格侧面，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旨，更准确地把握杨绛散文的特色。

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视角来探究。

视角一，怎样写老王之“苦”？

简单点来说，老王的“苦”，主要是身体的残疾，是个单干户，没有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没有小家庭的温暖。要写出他的“苦”，似乎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完成的，但杨绛先生却写得颇有特色。

杨绛写老王之“苦”，一是让老王自己来说，在不经意的交代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解放了，老王的境遇并没有什么改变，这是事实。在第二段中，杨绛先生直接引用老王自己说的话，说自己“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老王，是一个没有任何怨言的老实人，他谁也不怪，他只怪自己。更重要的是，让他自己来说，可以突出“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心理之“苦”。

说到亲人，杨绛直接引用老王的话，说他两个侄儿“没出息”。“没出息”三字颇有意味，是两个侄儿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找到好工作，还是当上干部而“没出息”？显然不是。是两个侄儿经济状况也不好，没有能力照顾老王而“没出息”？有一定可能。是两个侄儿对老王并不怎么孝顺而“没出息”?从全文看，可能性或许最大。老王说他们“没出息”，里面自然应该有些不满，或者更深入一层，是因为这两个侄儿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而“没出息”，自然也应该有不屑与责怪。但老王并没有怪两个侄儿，这是老王为人的老实与厚道处。老王自己说的这三个字，包含了多少人生的悲苦与辛酸：有亲人而不亲，往往比没有亲人更感觉痛苦。

杨绛写老王之“苦”，二是巧用比较，仿佛是平静似水的叙述，字里行间却涌动着无限的温情。

文章的第三段，表面上看只是交代老王生理上有缺陷，但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句话：“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与这一句“有人说”相对应的，应该是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了。”“营养不良”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人们大都遭遇过的事情，但“得了恶病”且不能及时治疗以致终生残疾，当然是“更深的不幸”了。杨绛先生叙述的口气是平和的，但我们读到的是老王人生际遇的辛酸：一些健全人，不愿坐他这个残疾的车不说，却还要在他不幸的伤口上再加一把狠毒的盐！

视角二，为什么要如此写老王之“苦”？

一方面，老王之“苦”可以凸现老王的“善”。我们只要读一读原文，再联系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就可以把握了。

有人说，要看一个人是不是节俭，要看他富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一下，要看一个人是否有真正的爱心，也要看他自己处于不利的处境甚至不幸的时候。这样，自身如此“苦”的不幸者老王之“善”，便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伟大！

在此，只看送钱先生去医院这个片断中的一个细节：

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放心。

这里，“哑着嗓子”，是故意地压低声音，不让别人听到。在当代背景下，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是为了顾及杨绛的面子，因为“没钱”是没面子的。其实，在文革中，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都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遭到批判，被停发了工资。在多少人不惜放弃人格陷害朋友、陷害同事、陷害帮助过自己的人的荒唐年代，不要说给“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像老王这样出自内心的帮助，就是一般的交往也会担心受到牵连，如避瘟神一样。曾有与杨绛先生住在一个院中的小姑娘，因为买了一捆葱拖不动，杨绛好心地想帮她，结果那小姑娘却怒目相对，断然拒绝，就因为小姑娘从父母那儿被告知杨绛是一个被批斗的“坏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这一细节，看“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们不只看到老王是因为要报恩，也不只是对钱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敬重，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不幸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自然而然的人性的光辉！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写老王之“苦”，凸现出杨绛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文章的许多地方，杨绛先生写老王之“苦”，是与她自己、与我们这个社会对不幸者的态度对照着写的，虽然似乎是毫不经意。如文章的第一段第二句话“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似乎是废话，至少“他蹬，我坐”可以删掉。其实，这似乎可以去掉的话，给了我们两点信息：一是老王与杨绛关系不一般，不是一般的车主与顾客的关系；二是“他蹬，我坐”，显然是杨先生故意强调的，突出了地位的不平等，为下文写“幸运的人”与“不幸者”张本，已隐含着些许自责的意味，也引人思考——在现实生活中，坐车者心安理得，很少有人去理会过蹬车者的感受。

文中还说道：“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这里如果把“我们夫妇散步”一句中的“散步”删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一句只保留“后来”，文章也是通顺的。但原文中，她不动声色地把自己“散步”“坐车”“闲聊”的生活与老王的境遇做着比较，暗扣“幸运的人”与“不幸者”，让聪明的读者去思考，而她自己却不加议论，如刘大魁《论文偶记》所言“文到高处，只是朴淡而意多”，我们从中更能读出杨绛先生作为智者的一些思考。

更不容忽略的是，文中直接引用老王自己的话，说他“脑袋慢”“进不去了”之类，突出的固然是老王之“苦”，但聪明的读者不能无动于衷，我们该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老王成为一个“惶恐”的单干户。我们从文字表面上读到的，似乎是老王的自责与愧怍，其实真正自责的应是谁，真正要愧怍的应是谁？

对这个不幸者，杨绛先生应该愧怍吗？如果说有愧怍的话，应该是当时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一些决策者。但杨绛先生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虽然在那特定的时代没有力量去改变，在那特定的时代过去之后，也似乎没有勇气去干预决策，但至少凭着学者的良心把事实摆出来了，发人深省。

这样来思量杨绛写老王之“苦”的用意，我们再来看文章的结尾：“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便会觉得杨绛先生就坐在我们面前，目光中显出和蔼，但也似乎显出些许期待：聪明的读者，对于你身边的不幸者，你应该做些什么？

在当今社会，当一切为了效率，一切为了效益的时候，正义和良知也极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珍稀品。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很大的方面，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待处境最为不利的群体。

杨绛先生仿佛不经意却精心给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并没有停留在一己的悲欢上面，虽然没有大声疾呼的号召，却在平静如水的叙述中，引发我们深入地思考。

[作者通联：浙江桐乡市第一中学教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