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起

提到吕布，人们就会联想起方天画戟。在人们的印象中，方天画戟仿佛和吕布长在一起，血肉不可分离了。无奈，历史上的吕布却不使戟。虽然辕门射戟一事在《三国志》里有记载，但作者陈寿并没有说吕布射的是他自己的戟。从冷兵器的发展历史我们得知，三国时期长戟和长矛是军中最普遍的长兵刃，从将领到士兵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手里握着那种长柄大戟，吕布可以随便一指身边的什么人，命他把手里的长戟戳到大门口。

吕布倒是有一只戟，不过不是长戟。譬如《三国志》里说，有一次谋士陈登惹吕布发怒，吕布“拔戟斫几”(拔出戟劈砍小桌)。无疑，佩带在身上可供随时拔出的戟，不可能很长，只会是短柄戟。这种短戟在当时称为“手戟”，功能跟佩刀、佩剑相同，不是战场上的主打武器。手戟在三国时期被不少武将包括侠士插在背后或挂在腰间，《三国志》一书就反映了这一特点——陈寿其实是极不注重描写兵器的，但即便如此，他笔下也多次出现“手戟”一词。譬如，他写吕布有一次惹怒了董卓，董卓“拔手戟掷布”；还有孙策酣斗太史慈，陈寿也说孙策“擎得慈项上手戟”。至于看裴松之给《三国志》加的注，读者眼睛遭遇“手戟”两个字的次数就更多了。

细究起来，别说吕布不使戟，他即便使戟，也不可能使《三国演义》说的那种非常漂亮的方天画戟。原因只有一个，三国时期的戟，既没“方天”也不“画”，样子很不好看，粗糙而且单调，不过是长尖旁边横出一小枝。大家看“卜”字，三国时期的戟就是“卜”这个样子。

戟作为一种兵器，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它自打被制造出来以后，除了局部的革新大模样不曾改变过。戟的“卜”字形制，致使它运用起来不很称手。为什么这么说?比如你拿它当长矛使去直刺吧，它多出个横枝，你得为保持平衡分神费力；当你用戟的横枝去勾敌人的脖子或马头吧，你必须把戟横着或斜着抡扫，可两米好几长的家伙好抡吗?这很显然不方便。

当时的士兵有怨气也只能埋怨更古的古人，质问古人是怎么想的，要造出这么不伦不类的玩意，以致它直刺不如长矛，勾挂不如长戈。问题是，古人发明出戟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商周那会儿，不是盛行战车这等重型的武器吗?两拨人站在战车上你扎我刺很有些现代坦克战的味道，战车不如骑兵灵活，假如你用两米长的镰刀去勾对方战车上的人，比勾骑在马上的人容易。巧了，商周时恰好有这种长把镰刀，它是我们熟知的“戈”(戈即从镰刀演化而来)。遗憾的是，戈能勾脖子砸脑袋，它却没有尖，不能扎人，想扎人得交给另一件武器——长矛来完成。后来时间流逝转到西周，冒出来一个说不好是聪明还是聪明得过了头的人，他有一创意：如果把矛和戈绑在一块，造出件“集扎和勾于一体”的多功能武器(即戟)，那么，原先两个人协同作战才能干的活，岂不可以由一个人包办了?

大家知道，这世上不管是什么东西，一旦功能多了，总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与其优点相伴而生。作为今人，我们虽然不好乱猜戟在战车时代暴露出怎样的缺陷，但我们知道的事实是，新兴的、多功能的戟，从来没有挤掉矛和戈的位置。(戟的创意远比不了汉代铁刀的发明。刀一出现，立马把剑从战场赶走。)在整个战车时代，戟仅获得了与矛、戈并存的局面。即便在戟最红的东汉至三国那百十年里，戟也不过是和长矛一块分享主角的风光。

如果说戈退出战场是由于战车被骑兵取代，灵活的骑兵令长戈再难以施展其勾人之能，那么戟的昙花一现、退出战场，则出于它自身与生俱来的缺陷——扎、勾并重，有逼人一心二用之嫌。倘若戟只突出“扎”的功能还有救。你别说，还真就曾有人这么干过，把戟的横枝往上撬，弃勾为刺。不过，这种功能单一化的改革，说句不好听的，纯属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大家想口阿，欲求“扎”的功能，用得着费劲巴力去改造戟、从戟身上寻求吗?现成的不就放着大捆的长矛吗?长矛即是以扎为主的长兵器，要想发展“扎”的功能，扔掉戟，大批制造长矛就是了。

长矛的存在，注定了对戟的这种“功能单一化的改革”成不了气候。尤其到了南北朝，长柄大刀横空出世，一下子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过去：嘿!大刀这玩意儿劈起来泼风似的，谁挡得住?于是长把大刀顿成新宠，再加上原有的、无人能撼其主角地位的长矛，戟更无用武之地了，顷刻沦为配角的配角。唐朝时为了照顾戟的情绪——它毕竟红过，把戟请到仪仗队去补差。由于它不必再冲锋陷阵，人们就把它打扮得好看又华丽，还给它取了个漂亮的名字：方天画戟。就是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从唐朝以后的仪仗队里给吕布偷了把方天画戟。

也许有人问：既然吕布不使戟，更不可能使用方天画戟，那么他拿什么家伙去打仗?遍查《三国志》，我们在裴松之引来做注的《英雄记》里发现这么一段记载。该记载说，在董卓死后，吕布有一次和董卓的部将郭汜两军对阵，吕布对郭汜说：“要打，就咱哥俩儿单挑，两边的人都不许帮忙。”郭汜同意了，于是“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嗨，闹了半天，吕布跟张飞一样，也是使长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