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这情景，很像一群哲学家在讨论死亡，而最后，评判者都没有让他们及格。

在人类一些最本原的问题上，最低智能和最高智能，首尾相衔。

是啊，还能说话的人谁也未曾抵达过死亡，那又怎么说得清呢，既然说不清，那就与弱智的阿四没有太大的差别。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儿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普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会想。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八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谢晋为什么喜欢喝酒?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有这个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只是饥渴，没完没了地饥渴。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最单纯、最执著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骂他，损他，毁他，都可以，只要让他做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为笑。

他越来越要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轻健。他由于耳朵不好，本来说话就很大声，现在更大声了。他原来就喜欢喝酒，现在更要与别人频频比赛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怎么突然踉跄了。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不久后一次吃饭，我又委婉地说起了老话题。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跄被我们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说这些话的原因。他朝我举起酒杯，我以为他要用干杯的方式来接受我的建议，没想到他对我说：”秋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善饮的吗?我告诉你第一，端杯稳：第二，双眉平；第三，下口深。”

说着，他又稳又平又深地一连喝了好几杯。

是在证明自己的酒量吗?不，我觉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宣示。

即使毫无宣示的意思，那么，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显得大气磅礴，说什么都难以反驳。

后来，有一位热心的农民企业家想给他资助，开了一个会。这位企业家站起来讲话，意思是大家要把谢晋看作一个珍贵的品牌，进行文化产业的运作。但他不太会讲话，说成了这样一句“谢晋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人名而且还是一种有待开发的东西。”

“东西?”在场的文化人听了都觉得不是味道。

一位喜剧演员突然有了念头，便大声地在座位上说：“你说错了，谢晋不是东西!”他又重复了一句：“谢晋不是东西!”

这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喜剧花招，全场都笑了。

我连忙扭头看谢晋导演，不知他是怏怏不乐，还是蔼然而笑。没想到，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这句话，只是像木头一样呆坐着，毫无表情。

他毫无表情的表情，把我震了一下。他不想只做品牌。他觉得，如果自己丢失了亲自创造的权利，那谢晋真的“不是东西”了。

从那次之后，我改变了态度，开始愿意倾听他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计划。

这是一种滔滔不绝的激情，变成了延绵不绝的憧憬。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看到我愿意倾听，他就针对我们以前的想法一吐委屈：“你们都说我年事已高，应该退居二线，但是我早就给你说过，我是六十岁才成熟的，那你算算……”

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生命之门既然已经第二度打开，翻卷的洪水再也无可抵挡。这是创造主体的本能呼喊，也是一个强大生命要求自我完成的一种尊严。这种状态不一定能导致好作品，但好作品一定来自于此。我以前的阻拦，过于理性，已经背离艺术创造的本性诉求。

谢衍为什么向父母隐瞒病情?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伤心。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他身边，传来工作人员低低的抽泣。

谢衍吃力地列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

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的遗嘱很简单：把自己与两个弟弟葬在一起。他知道爸爸太有名，会葬在一个显目的地方，自己没资格进去。他只要求，由自己远远地带着两个弟弟，让爸爸、妈妈休息得好一些。

谢衍是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杭州的朋友邀请谢晋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刚刚丧子的杰出男子，叫叶明。

两人一见面就抱住了，号啕大哭。他们两人，前些天都哭过无数次但还要找一机会，不刺激妻子，不为难下属，抱住—个人—个经得起用力抱的人，—个与自己同样高大的人，痛快淋漓、回肠荡气地哭一哭。那天谢晋导演的哭声，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把他以前拍过的那么多电影里的哭，全部收纳了，又全都释放了了。那天，秋风起于杭州，连西湖都在呜咽。

他并没有在杭州住长，很快又回到了上海，以后这些天他很少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时也稠书报却是乱翻没有—个字入眼。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的，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故宅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给驾驶员小蒋说：“你别管我了，另外有车来接!

小蒋告诉惠芳，张惠芳急急赶来询问门房说，接谢导的车，两分钟前开走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回答第二天才举行，这天晚上他在方旅馆了点冷餐，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

这天是二○○八年十月十八日，离他八十五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阿四为什么要给爸爸拿拖鞋?

他在中国创建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面对的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种家庭实况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震撼。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漩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要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苍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