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　里

“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

——李世民

同秦朝一样，隋朝依靠强大的武力统一了天下。同时又因滥用民力、穷兵黩武，成了一个短命王朝。

在隋朝多次对外用兵和隋末农民战争中，精锐的骑兵均起到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599年，隋军出击突厥。主帅杨素放弃了惯用的以兵车和鹿角防御突厥骑兵的阵势，而改以骑兵对战。突厥达头可汗闻讯十分高兴，以为隋军弃长用短，立刻率领十多万骑兵前来对阵，不料遭遇惨败，达头可汗自己也重伤奔逃。此役，隋军胜利虽有战术运用巧妙的原因，但骑兵部队强悍的战斗力，无疑为杨素大胆用兵增添了底气。

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农民军灵活多变的战术使得以重甲骑兵为主力的隋军无所适从。如瓦岗军的士兵多为渔猎出身，很少与隋军堂堂对阵，战斗多以骚扰、奇袭、伏击为主。在激烈的战争中，重甲骑兵机动性差、运用不便的缺点暴露无遗。而兵器的进步(钢制的矛头和强弩、弩床等的普遍装备)又使得重甲骑兵防护性强的优点不再突出，重甲骑兵的地位迅速下降。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原各代王朝的军队中虽仍保有重甲骑兵，但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完全取代了其主力的位置。

隋末战争中，各路大军，尤其是唐军把骑兵的战术运用又发挥到一个极致。唐太宗李世民善用骑兵，他在战场上使用的六匹坐骑被称为昭陵六骏。李世民集多年的战争经验和练兵之法，训练出了一支当时战斗力最为强悍的骑兵部队——玄甲军。《资治通鉴》中提到玄甲军时记述如下：“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卑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从上述记载看，玄甲军的数量不多，只有千余人。但在李世民身先士卒的率领和数员骁将拼杀下，这支部队往往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这里必须提到李世民麾下的几员大将。大将秦琼，“每敌有骁将锐士震耀出入以夸众者，秦王辄命叔宝取之，跃马挺枪，刺于万众之中，莫不如志”，颇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威风。程皎金和尉迟敬德也常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尉迟敬德更善空手夺矛来反击敌人。《新唐书》记载其“善避矛，每单骑八贼，虽群刺之，不能伤，又能夺贼矛还刺之”。李元吉曾自负武艺，与尉迟敬德比武，结果接连三次被其空手夺去了长枪，终于心服口服。李世民本人也武艺超群，骑射功夫极佳，乱军中八面施射，百发百中。他曾与尉迟敬德率玄甲军500人被王世充万余部队包围，李世民持弓，尉迟敬德挥矛，率领玄甲军往返冲杀，王世充军队被杀得落花流水，竞不敢迎敌。以后与诸侯中实力最强的窦建德军相持，李世民也率领玄甲军猛攻，击破窦军十余万，俘窦建德。

作为绝对主力，唐军骑兵的装备十分优良。长枪(又称马槊)成为了标准装备，唐军大将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等，以及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哥舒翰，均擅使长枪。唐中期大将李光弼所部诸将皆习长矛，《唐纪》记载：“光弼裨将白孝龙，挺身挟二矛，取河阳大将刘龙仙首级。”这员裨将使用两柄长矛取敌将之首，武艺与膂力均非寻常。而曾作为主力装备的戟此时已基本淘汰，成了个别将领的专用武器和仪仗器具。在短兵器方面，隋唐时期我国铸造刀剑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堪称巅峰的高度。唐刀和阿拉伯的大马士革刀是当时并称于世的两种名刀，无论技术还是艺术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骑兵的佩刀去掉了汉刀的环首，刀身加宽，刀柄加长，便于两手握持。刀刃经过诸如“百炼钢”之类的多次锻打，极为锋利，战场上没有任何盔甲可以抵挡唐刀一劈，唐刀成为骑兵近身格斗的绝佳利器。除骑兵用刀外，唐军步兵还装备了制式的陌刀，战时陌刀阵如墙推进，敌军莫不人仰马翻。唐朝刀具传到日本后，成为日本刀的鼻祖。唐朝之后，唐刀的铸造之法逐渐失传，即使以现代的技术，也无法复制真正的唐刀。

唐军骑兵还非常重视弓弩的使用，唐《官志》记载：“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者，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此种骑弩一射就是三百步远，威力颇大。

唐军骑兵已摒弃了南北朝时的重型马甲，主力骑兵部队的战马均不带防甲，但加强了对骑手的防护。汉魏时期出现的明光铠成为了骑兵的普遍装备。明光铠以兜鍪护头，兜鍪两侧有向上翻卷的护耳，胸甲一般分左右两片，居中纵束甲绊，两肩覆盖披膊，臂上套有臂护，腰问扎带，腰带之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上也有“吊腿”裹缚，防护非常完备。

李世民的骑兵在唐朝统一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日后与外族作战中也建功甚伟。公元629年，唐太宗以五路大军进攻突厥，大将李靖率3000骑兵远程奔袭，直趋定襄、大破突厥。其余各路大军也奋勇争先，突厥一败再败，溃不成军。劫利可汗上表臣服，但内心仍犹疑未定。李靖趁其不备，派苏定方引200骑兵突击，自己率大军掩杀，斩首突厥万余，俘虏十几万人。劼利可汗单骑奔逃，被部下献俘于唐军。此役震动四方，唐太宗遂被号为“天可汗”。

公元634年，吐谷浑进犯凉州，唐太宗派李靖率军反击。唐军追击吐谷浑军至库山(青海湖东南)，吐谷浑可汗伏允烧尽野草后逃走。唐军诸将认为马无草料，后勤不济，难以深入。李靖力排众议，采纳了侯君集的意见，兵分两路，成钳形追击。唐军先后过青海湖，越柴达木盆地，长驱数千里的无人地带，数败吐谷浑军，直追至图伦戈壁滩(且末西)。戈壁滩中缺水，唐军将士刺马血饮之，鼓勇而战，一举击破伏允残部。伏允走投无路，被部下所杀。

公元655年，唐派遣大将军程知节率军进击西突厥。苏定方率500骑兵击败沙钵罗骑兵两万，斩首1500余人，后未深入追击还师。公元657年，苏定方再攻西突厥，行至曳至河(新疆额尔齐斯河)时，所部万余人被沙钵罗十万大军包围。苏定方沉着应敌，派步兵持矛列阵防御，自己率骑兵伺机反击，大败沙钵罗军，斩获数万人。其后一路追击，又在金牙山(前苏联塔什干东北)击破其牙帐。沙钵罗逃亡途中被石国(塔什干一代的小国)军民擒获献于唐军。

强大的骑兵成就了盛唐的辽阔疆域和万千气象，但盛极一时的唐朝也在骑兵的叛乱中迅速衰落。“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当安禄山的叛军骑兵直扑两京，33天即袭占洛阳时，措手不及的唐玄宗只得仓皇出逃。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最终平定后，唐朝已不复当年的强大，最终在黄巢大起义的风暴中灰飞烟灭。

五代十国时期，各路藩镇林立，兵强者即敢称天子，一时皇帝倍出，乱军频频，彼此征战杀伐，中国历史遂进入最混乱和最黑暗的时期。

“架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岳飞

在中原地区陷入连绵战乱时，契丹在我国北方兴起。自公元916年辽太祖

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到公元1125年辽朝最后一位皇帝耶律延禧被金兵俘获，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大地上雄踞了二百余年，其疆域东临大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河北北部。契丹与其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一样，都是游牧民族起家，史书记载，契丹族“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骑射是最基本的生存本领。立国后，辽朝各代皇帝仍十分重视畜牧业发展，马匹“蕃息多至百万”，骑兵自然也是军队的主要兵种。

与中原地区重点发展轻骑兵不同，辽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重甲骑兵的编制，由辽朝皇帝亲自统率的御林军“鹰军”即为重甲骑兵。近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的一幅辽代“鹰军图”，生动地描绘出这支军队的情形。当时的辽军常出现轻骑兵和重甲骑兵混编的现象，并且“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均需军卒自备，这也是游牧民族生产力相对低下，难以形成大规模生产的一个表现。此外，正规军的骑兵每人需备马三匹，表明辽军极其重视连续作战的能力。

1125年，金灭辽。金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辽的军事制度，特别是重甲骑兵，称为“铁浮图”或“铁塔兵”。金军南下黄河，西略大漠，骑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地处我国西北的西夏也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与宋军的交战中“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冲宋阵”。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北宋)，经过长时间征战，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

宋朝虽然拥有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力量，在军事上却差强人意，在与辽、西夏、金等敌对政权的战斗中屡屡受挫。除了宋朝历代皇帝秉承的“守内虚外”的战略思想外，宋军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汉朝和唐朝为供给骑兵，建立了大规模的养马体制，特别是在西北草原地带，如汉朝在西北边郡建立了30个牧马所，唐朝也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辐员千里”建立专门的牧马机构。而到了宋朝，这些水草肥美的天然牧场已不属于宋朝版图，而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显然不适合战马的生养繁殖。

受自然条件制约，宋朝的军队不得不以步兵为主。在与周边各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作战时，宋军步兵很难取得胜绩。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是1126年，宋军与南下金军的战斗中，17名金军骑兵冲破了2000名宋军步兵的正面防御，宋军伤亡过半，金军却无一伤亡。

在与敌军骑兵交手屡遭失败后，宋军将领创造了很多专门对付骑兵的战法。如吴阶据守西北抵御金军骑兵，针对金军重甲骑兵的特点，装备了大量的长枪硬弩，作战时依靠地形地物，以步兵部好防御阵型，骑兵为两翼，长枪、弓弩依次排列。敌军骑兵进攻时，先以硬弩射其重甲，后以强弓射其骑手，待残部冲到面前，再以长枪格斗。1133年和1134年，金军两次出动大军进攻仙人关(今陕西凤县西南)，吴阶率军数千凭险据守，金军铁甲骑兵轮番冲杀，均被严阵以待的宋军以长枪硬弩击退，伤亡惨重，从此放弃了由陕入川的企图。

抗金名将岳飞在作战中也充分地扬长避短，有效打击了金军骑兵。在多次作战中，宋军步兵手持麻扎刀、大斧等冲入敌阵，专砍马腿。金军重甲骑兵由于行动迟缓，被砍倒后往往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在连续遭到惨败后，金军也逐渐放弃了重甲骑兵。重甲骑兵从此淡出了战争舞台。

通过有效的战术，步兵虽然能够击败骑兵，但却难以完成包抄、追击的任务，不能从根本上消灭敌人。岳飞除了善用步兵克制金军骑兵外，还注重发展自己的骑兵部队。岳家军中最精锐的“背嵬军”(岳飞的亲军)全部是骑兵，战斗时多由其子岳云率领。这支部队数量虽然不多，但极为精锐，战斗时岳云挥舞双锤冲杀在前，率“背嵬军”与敌军骑兵正面交锋，毫不退让，金军往往被其击溃。岳家军大将张宪、杨再兴等也以骑兵见长，在颖昌之战中，杨再兴与所部300余骑被金军大军包围。杨再兴率部奋力拼杀，杀金兵2000余人，最后虽然全部战死，但重挫金军锐气，为以后宋军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岳飞也成为宋军中为数不多的能够使用骑兵取得胜利的将领。

少数将领创造的辉煌无法掩盖宋朝整体军事实力的不足。岳飞含冤而死后，南宋基本停止了战略上的反击行动。

在宋、金南北对峙之时，蒙古族开始在漠北兴起。

在铁木真之前，蒙古族分为很多部落，部落之间因为宗族、财物、牧场等结怨甚多，加上金朝从中挑唆，“相互攻伐，人不安生”。雄才大略的铁木真怀着“要把蒙古这片散沙，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的强烈愿望，凭借其强大的武力，合纵连横、东征西伐，经过20多年持续不断的战争，先后剿灭蔑儿乞部、克烈部、乃蛮部等，终于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1206年初春，铁木真在鄂嫩河源召开宗亲大会，建国号为大蒙古国，加尊号称成吉思汗。

“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

——《元史》

“蒙古人所进行的个次战争，无论是在作战的规模的艺术方面，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任何战争，甚至还要超越这些战争。”

——(美)利德尔哈特《战略论》

在同时期的蒙古部族中，成吉思汗的实力并非最强。他最终得以一统蒙古各部，除了其战略思想的正确和战术运用得当之外，还在于其以超越前人的胆略和智慧组织和训练军队，建立了一支令行禁止、所向披靡的铁军。

蒙古族世代游牧为生，马上作战为其所长，毫不夸张地说，每个蒙古人生下来便是一个合格的骑兵。而且成吉思汗以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其部下，使其整合后的战斗力成倍增加。在与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两部决战时，他下达军令：“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慎无获，俟军事毕散之”，“若军马退动至原排阵处，再要翻回力战，若至原排阵处不翻回者斩”。作战中部分首领不遵守号令，不待战事结束就忙于抢夺战利品，铁木真立予处罚。这条军令的颁行在蒙古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一支统一指挥、号令严明的武装力量开始建成。

在出征乃蛮前，铁木真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了严格整编。按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的军官建制整编部队，另设六名扯儿必官，分任指挥，从而在本已十分强大的军队中建立了健全的指挥体系。他又挑选优秀的勇士一千名(后扩大为一万人)，战时充先锋，平时任亲随护卫(看来，从古至今，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在军队中建立“拳头部队”的做法是殊途同归的)。

蒙古族属于游牧民族，对内保证部民的安全，对外掠夺更多的财物，是

部族领袖的天职。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持续不断地对外征服与掠夺，是他与生俱来的秉性。他曾对他的儿子和近臣们说：“我的儿子，让我告诉你我最大的快乐。当我骑着我的白马、挥舞着我的弯刀追击我的敌人，当我粉碎他们的城池、割掉他们的头颅、烧毁他们的宫殿、没收他们的财产，当我看到他们的亲人在流泪、当我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搂在怀里做我夜晚的褥子，我的儿子，这个时候，我总是能体会到世界上最大的快乐!”这种征服的欲望伴随了他的一生，并转化为最直接的行动。

蒙古各部族长期被金朝统辖，忍受着残酷的民族压迫。蒙古国建立后，金朝立即成为其主要的复仇和劫掠的对象。

从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数次举兵伐金。蒙古军队充分发挥了骑兵机动性强的长处，屡屡获胜。1211年秋天，成吉思汗亲统大军，以钳形玫势大范围包围金军，一次即迫降金军30万。接着又以近乎不间断的进攻，先后击败金军近百万。1212年12月，蒙古军先锋哲别攻打东京(今辽宁辽阳)，金军据城坚守，蒙古军难以得手。哲别佯作退兵，撤军500里。东京守军以为获胜，大肆庆祝，疏于防备。不料哲别率轻骑一昼夜驰还，一举攻克了东京。在居庸关、中都、潼关等战役中，蒙古骑兵避实击虚，往往千里机动，纵横驰骋，歼灭了大量金军，极大地削弱了金朝的实力。1225年，蒙古的势力已扩展到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一带，金军已呈苟延状态，与蒙古军隔黄河对峙。

在伐金的同时，成吉思汗又几次征讨西夏。在第一次西征结束后的第二年(1226年)，大举伐夏，经一年征战，剿灭西夏国。

西夏败亡前，成吉思汗病逝，临终前向其子指示伐金机宜：“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继任的窝阔台遵循了这一策略，于1231年兵分三路，西路由拖雷率领绕道宋境，大伐金朝。金军左支右绌，疲于奔命，虽然在南京守卫战中重创蒙古军，但已无法改变颓势。1234年，宋蒙联军攻入金军最后的据点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朝遂亡。

在伐金前，蒙古军向西征伐，实力扩展到中亚一带。成吉思汗致书花刺子模算端(又译素丹，阿拉伯语为“有权威的人”)摩诃末，想与其修好通商。但花刺子模边关守将见蒙古商队财货充足，杀了其信使和商人。成吉思汗大为震怒，誓死复仇，于1219年统领大军西征。

西征的蒙古军，在成员与装备上与早期的蒙古轻骑兵已有所不同，在与金、西夏的战争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人、契丹人等加入到军中，同时也带来了炮石、火器、浮桥等工程器械，蒙古军中也有了“炮手水军”、“匠军”等建制。《元史》记载“始太祖，太宗征讨之际，于随路取发，并攻破州县，招取铁木金火等人匠充炮手、管领出征”。蒙古军中当时有部分擅长炮兵的女真人，西征路上“俱以炮立功”。一路上蒙古军攻势如摧枯拉朽，花刺子模兵力分散，军无斗志，一败再败，摩诃末闻风丧胆，拼命逃遁，一路对臣民说：“自谋活命之计吧，蒙古军队是无法抵抗的”，更使得士气丧尽。

蒙古军对摩诃末穷追不舍，先后俘虏其母亲妻子，一直追到里海边上。摩诃末逃到海中一个荒岛上，于1220年在愁困中病死，临死前将算端位传给其子扎阑丁。蒙古军立即又对扎阑丁开始了不住脚的追讨。扎阑丁与其父亲相比要果敢坚毅很多，他拼死抵抗蒙古军，并一度在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之北)获得了重大胜利。但在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翻越大雪山杀来后，经过一番苦战，扎阑丁所部全部被歼，他自己孤身跳入印度河，游水而逃，进入印度。整个西域就此全被蒙古征服。

蒙古军西征中，势力扩展到了欧洲边缘。新的疆域刺激了蒙古人新的征服欲望。1236年，窝阔台率大军15万开始了第二次西征，于1240年占领俄罗斯。欧洲各国惊惧万分，组成联军对抗，在里格尼志会战中被蒙古军彻底击败，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被杀。蒙古军又于1242年在赛育河之战中尽歼匈牙利军主力，兵锋越过多瑙河。

1252年，蒙哥派军进行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巴格达、天方(阿拉伯)、叙利亚等地，在准备进攻埃及时，因蒙哥去世而放弃。

蒙古军东征西讨，所向披靡，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其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蒙古骑兵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通常一个骑兵大多有两匹以上的战马，轮换骑乘。他们的辎重不多，大多由自己携带，粮草多取于敌，行军作战紧张时常饮马乳以止饥渴，长途作战并不存在严重的后勤保障问题，因此其奔袭能力和远程机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军队。武器装备上，弓箭自然为善射的蒙古兵的第一利器，但除弓箭之外，蒙古军普遍装备标枪，即可近战，又可投掷杀敌。使用量最大的标枪被称为“三尾枪”，枪尾装有三刃，这种装置除提高格斗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显著提高远距离投掷精度。

在战术方面，蒙古军把骑兵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进攻时往往击其一点，长驱直入。通常将攻击部队分为数队，梯次配备，轮番攻击。若第一队未能突破，则向两侧让开，第二队继续进攻，直到突破为止。如敌军猬集，则以部分兵力与敌正面交锋的同时，两翼包抄敌军，最后四面总攻。如被围之敌困斗不休，则网开一面，纵敌逃遁，随后大军掩杀，穷追不舍，力求全歼。

在战略方面，蒙古军队则通过大规模的战略迂回和不停顿的战略追击来达到战争目的。这两点从蒙古军假道于宋灭金和穷追花刺子模两场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征服战争的中后期，蒙古军及时吸取了先进技术和手段，在炮兵、战船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还必须提到蒙古马，与其他马种相比，蒙古马体型较小，速度也不是很快，但蒙古马适应力强，耐粗饲，寿命长，寻找食物、水源的本领高强，十分适合长距离行翠作战。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蒙古马的母马哺育期可产奶三至四百公斤，这成为长时间在外作战，后勤保障常有不济的蒙古军的一个重要食物来源。

而蒙古军队的对手，或是拘泥战法，或是不知机变，在战略规划、反应速度等方面比蒙古军差了很多。其实从宋金军队到欧洲联军，从勇敢精神、单兵素质、技术手段来说，有不少并不比蒙古军差，并多次在战役层面上战胜过蒙古军(如宋金在守卫战中曾多次以火器重创蒙古军队，金军更曾在陇东以400骑兵绝地反击，大败蒙古军8000之众)。但总体而言，蒙古军的战斗力在当时是无有其匹的。

蒙古军在灭宋过程中多次受挫，特别是其骑兵的优势在城镇水乡密布的南宋境内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在台州之战中，大汉蒙哥被炮石击伤，死于军中。而襄阳更是多年征战，最后一次围困战长达六年方才陷城。忽必烈称帝后，及时调整了战略，采取由蜀入江、整治水军、启用降将等策略，终于1278年击灭宋军最后的抵抗，结束了长达45年的攻宋战争，也结束了宋、辽、金、蒙、夏

多国并存300余年的局面。

蒙古统治者依靠其强大的武力，建立了疆域亘古未有的强大国家，但却始终处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高度紧张的状态中，统治维系了不到百年，即在红巾军的起义中摇摇欲坠。

“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于谦《出塞》

元朝入主中原的时间并不长，却将悍勇的战斗精神和骑兵战法留给了中原地区的军队。当红巾军起义的烽火燃遍大地，各路豪杰四方举事时，曾经横扫天下的蒙古军队反而在歌舞升平中消磨了意志，“将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枢密院同知赫斯秃赤在率领“素号精悍，善骑射”的骑兵阿速军与红巾军的骑兵对阵时，面对强敌惊慌失措，扬鞭大叫：“阿卜!阿卜!(走!走!)”，阿速军成了“阿l、军”，成为一时笑谈。在后来的长期战事中，元军虽不乏多次回光返照的战役(如剿灭龙凤政权，杀刘福通等)，但终因民怨太重，而朝廷内部又争斗不休，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而老谋深算的朱元璋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于战乱中积蓄实力，稳扎稳打，终于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政权。

明朝政权建立后，最主要的敌对势力仍是逃回塞外的蒙古。为此，朱元璋多次派大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对蒙古用兵。在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分东西两路，分别由徐达和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八沙漠，以追元主”，明军数万精骑长驱而战，大破元军，迫使元朝残余势力继续北撤，基本平定了北部边境。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展开了一场史称“靖难之役”的战争。这场叔侄间的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朱棣长期驻守边防，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部队中还有不少收编的蒙古骑兵)，这成了他最后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当然，胜利也来得并不容易，燕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白沟河战役中，朱棣的主将陈亨在战斗中被斩，朱棣自己的坐骑也“凡三被创，三易之”，燕王的马竟因伤亡换了三次，可见战斗的残酷。关键时刻，朱棣次子朱高煦率精锐骑兵数千向敌军发动决死冲锋，终于反败为胜。

靖难之役后，为了有力地抵御蒙古的进攻，明威祖朱棣迁都北京。这对于巩固北方边防和加强对全国的管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定都北京后，朱棣先后五征塞北，其骑兵和神机营(火器兵)数败瓦剌和鞑靼部，鞑靼部“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对瓦剌部一直打到土剌河(今蒙古国境内图拉河)，大败瓦刺军，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蒙古余部对明朝的威胁。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明朝建立后，火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英宗率军亲征瓦刺，在土木堡战役中大败，战后一个月，在瓦剌军已打扫过战场后，居庸关守军在“土木拾所遗军器，……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铳六百余个，火药一十八桶”，可见当时火器已成为明军重要的装备。在其后于谦指挥的北京保卫战中，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瓦剌骑兵轮番进攻，都被明军击退，瓦剌也先之弟——号称“铁元帅”的孛罗卯那孩也被明军炮火击毙。当时明军在以火器抗击骑兵方面很可能已经有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战法。

在长期与蒙古骑兵的交战中，明军也极为重视骑兵的发展。戚继光指出：“国之大事在戎，兵之驰骋在马”，对马匹的饲养与使用给予了高度重视，戚家军的战马均有档案，马分为三等九级，每三月点验一次，按马的膘情定其等级的升降，并以此对饲养者进行赏罚。同时，还规定：“临阵失马者斩。力战，马被伤杀者，不坐。”

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军制和训练进行了大胆改革，特别提出了骑兵与其他兵种配合作战的先进理念。戚继光在抗倭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奉旨到北方整顿军务。他对军事编制和装备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包括车炮营、骑兵营、步兵营、辎重营的合成军。车炮营作战时以枪炮为主，戚继光在骑兵营中也装备了大量枪炮，把火器强大的杀伤力和骑兵的快速突击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全营2000余名骑兵，装备刀枪弓箭等冷兵器的1152人，持火器的鸟铳手和快枪手各432人，骑炮手180人，装备虎蹲炮60门，使用火器的骑兵占到了近一半，作战时步、车、骑相互配合。孙承宗在其《车营扣答合编》中继承和发展了此类战术，还提出了先以火器轰击、继以骑兵冲击步兵跟进，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明军在援朝抗日战争中大败日军，主要就是依靠此类战术。在多次战役中，明军骑兵先以火器射击，随后进行；中击(有的骑兵最多时携带4－6支火铳，对火器的重视可见一斑)。而日军虽然也装备了大量火枪，但炮兵很少，总体火力逊于明军，加上日本缺马，国内战争极少大规模集中使用骑兵，对明军动辄数千乃至上万名骑兵的集团冲锋十分惊恐，屡屡被明军击败。

遗憾的是，援朝抗日战争胜利后，明军这种先进的战术和编制体系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对火器的运用也走了弯路，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制和发展机动性差、用途单一的“车兵”上，忽视了与其他兵种的配合，未能发挥其优势。

明军在朝鲜的战事结束不久，努尔啥赤基本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1616年，在赫图阿拉称汗帝位，建立了后金。1618年，后金向明朝宣战，不久攻占了抚顺、东州等地。

女真族早期以射猎为生，人人精于骑射，努尔哈赤起兵时，以女真社会中的狩猎组织——牛录为基础，创设八旗，以发展人口和兵力。努尔哈赤四方征讨，主要就是依靠其骁勇善战的八旗骑兵。在与明军争夺东北的决定性的萨尔浒之战中，八旗兵充分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的特长，对明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连续作战，仅5天时间歼明军近6万。萨尔浒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著名战例，此役为后金进取辽东创造了条件。

在与明军在东北辽阔地域的多次战役中，八旗兵的骑兵优势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在松锦之战中，明军拼死作战，清军“兵马死伤者甚多”，“势将退北”，在关键时刻，3000名八旗骑兵昼夜奔驰六天，及时投入战斗，为松锦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胜局。但明军凭借强大的火力和深沟高垒，也取得了一定胜利或给予对方很大杀伤。如在沈阳之战中，明军“用火器拒战，击死甚众”，最后只是“火器用尽”才失败。特别是袁崇焕在宁远战役中，用红衣大炮重创后金军，击伤努尔哈赤，使其遭到了40年战争生涯中的第一次失败，半年后病死。然而，局部胜利无法改变明军的整体劣势，后金军吃了火器的大亏后，开始重视和装备大炮等火器，甚至“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在明将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后，以其所部为基础，建立了独立的炮军，大大提高了八旗兵原本就很强悍的战斗力。皇太极即位后，数次大规模使用骑兵，深入关内，实行“断根”性破

坏，沉重打击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明军在袁崇焕解职下狱后，已基本没有可以抵御清军的将领。不久，关内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明末的农民起义，是截至当时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将领及余部，先后与明军、清军转战数十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更成为推翻明王朝的直接动力。农民军虽然装备、编制训练等不及明、清的正规军队，但在长期作战中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对骑兵的使用也有一些独到之处。如李自成在用兵中，多使用骑兵断敌粮道，并在多次战役中屡试不爽，在汝州之战中，使用此战术大破明军十余万。张献忠与杨嗣昌在四川、湖北一带交战时，亲率骑兵2000，一昼夜急行300里，乔装攻克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杨嗣昌自杀，取得了重大胜利。

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领清军入关。吴、清两军在山海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决战。多尔衮待吴军与农民军相持不下时，命令蓄锐已久的骑兵出击。清军以正白旗骑兵为先锋，勇猛冲锋，一举改变战场形势。李白成的农民军遭到惨败，从此走向了失败的道路。而清军在吴三柱等明朝降将引导下，从北京大举西进或南下，先后击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南明政权各部、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等，叱咤一时的张献忠更是在其兵威仍盛之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疾驰五昼夜掩袭而来的清军骑兵遭遇，中箭被俘。来去如风的八旗铁骑，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

在清初征服和维护统一的战争中，清军对骑兵的运用堪称得心应手，特别是大威力火炮的攻击力和骑兵突击力的紧密结合，使清军在战争中几无对手。在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的乌兰布通战役中，噶尔丹所部占据有利地形，设置“驼城”拒战。噶尔丹军以驼城掩护，发射乌铳射击清军。前锋参领格斯泰飞舞战刀，单骑“直八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终于侦察到驼城的薄弱环节。于是，清军以火炮猛轰“驼城”，打开缺口，骑兵“争先陷阵，遂破其垒”，大胜噶尔丹军。

到了乾隆后期，清朝疆域已十分稳定，四海安抚，周围已无敌手，长期的太平盛世使得一度横扫天下的八旗军在骄奢淫逸的日子中失去了以往的锐气，在依据祖训骑射训练时往往“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成为了一个个安享太平的纨绔子弟。“八旗子弟”也成为中国词语库中的一个蕴含无数辛酸苦辣的词汇。

“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的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但他们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基础全体就地阵亡。”

——吉拉尔《法兰西和中国》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国民革命军骑兵歌

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貌似强大的清军在洋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一败涂地。清军骑兵和其他兵种一样，在其后历次抗击侵略的战争中，虽然不乏英勇作战的例子，但基本没有胜绩。

1860年9月1 7日，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抱着“惟有与之以死相拼”的决心，率军与进犯北京的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决战。清军两万余骑兵从正面猛攻敌军，士兵们使用大刀、长矛和弓箭等落后武器英勇作战，虽然“遭到密集火力的狙击，许多人和马都被打死”，但还是前赴后继，勇猛突击，在英法联军猛烈的炮火下，“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清军骑兵们用他们的热血，书写了中国三千年骑兵历史中最为悲壮的一页。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当时的中国骑兵在与外敌作战中乏善可陈，在内战中却“屡创佳绩”，清军、太平军、捻军都曾拥有过较强大的骑兵部队，并在战斗中颇有斩获。特别是捻军的骑兵，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承担起了反抗清廷的重任。在1864年的高楼寨战役中，捻军骑兵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展开决战，将其一举全歼，杀死僧格林沁，这一胜利震动了北京城。1867年的尹隆河之战，捻军骑兵与淮军第一骁将刘铭传大战，打得刘铭传一败涂地，刘铭传甚至一度脱下官服，坐地待死。

太平军和捻军的多年斗争虽然失败，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为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提前敲响了丧钟。

清朝灭亡后，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已。由于装甲兵和炮兵的匮乏，骑兵在当时的中国仍是机动性最强和最具突击力的兵种，各路军事力量对骑兵的建设和发展仍给予了高度重视。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全军共编有步兵60个团，骑兵24个团，步骑比例达到2.5：1，骑兵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并首次在中国建立了骑兵师的编制。西北的马家军更是由于历史和地域影响，骑兵成为其军队中的绝对主力。即使是所谓的步兵师，也多由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组成，骑兵的绝对数量甚至超过一些内地的骑兵师。

在整个民国时期，骑兵的建制最高发展到军，最多有20多个骑兵师。到抗战爆发时，全军骑兵共有6个军的番号，甚为可观。在长期不断的内战和抗战中，骑兵虽然已不再是军队中的主力和战争中的决定力量，但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骑兵作战，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机动力量使用的，即机动时骑马、作战时下马。换言之，是一种“高级步兵”。这也是骑兵顺应时代发展而进行的改变。

在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战斗中，骑兵一度作为撒手锏来使用。1935年7月，为了追剿红军，国民党军在河南将东北军骑兵第一至六师、十师、一○五师骑兵团与中央军骑兵第一、十一、十三旅进行整编，组成五个新制骑兵师，进而组建成骑兵军，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些骑兵部队和西北的马家军骑兵一起成为长征期间国民党骑兵进攻红军的骨干力量。而刚刚有个立足之地的红军，装备和弹药严重不足，自动火器更为匮乏，红军战士多为南方人，很少在开阔地域和骑兵作战，对于冲击力和机动性极强的敌军骑兵感到极不适应，开始的几仗吃了很大亏。正如刘伯承所谈到的那样：“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遇见骑兵时，很易发生慌张，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红军及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很快摸索出一套打骑兵的方法，红一军团的陆定一、李伯钊还根据实战情形，集思广益，先后创作了三段《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很快，红军在与敌人骑兵的交战中获得了重大胜利，1935年10月下旬，就在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时，东北军的骑七师二十一团和骑六师十七、十八团三个骑兵团和马鸿宾的部分骑兵穷追而至。彭德怀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指挥红军抓住敌军牵马上塬的瞬间迅猛进攻，将敌军骑兵全部打垮，缴获战马1000余匹。而“山高路远坑深，大军

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词也成为传诵至今的不朽篇章。以后，红军多次击败东北军和马家军的骑兵，最终完全解除了敌军骑兵对陕北地区的骚扰。

红军在自身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也非常重视骑兵的发展。1928年4月，第一支骑兵分队——西北工农革命军骑兵队诞生。各路红军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都非常重视骑兵的建设，几乎每支主要红军部队都有过独立的连以上建制的骑兵。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组建了骑兵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下辖三个团，3500余人，任命传奇性的将领许世友担任师长。骑兵师一路斩关夺隘，为长征立下了汗马功劳，到达甘南时，全师仅剩200余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的武装力量得以奉行统一的军政命令参加对日作战，骑兵自然也在此列。西北马家军奉命抽调骑兵1师(后番号改为骑兵第8师)9000多人驰援前线，先后划归第8战区和第5战区，在淮阳、豫西等多次战役中痛歼敌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骑8师阵亡了副师长卢广伟以下多名高级将领，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路军、新四军的骑兵部队在广大的敌后地区纵横驰骋，痛歼敌伪势力。115师的骑兵团、129师的骑兵团、120师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新四军第四师的骑兵团、绥蒙骑兵游击师等，无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时至今日，晋冀鲁豫和洪泽湖等抗日老根据地仍传颂着八路军、新四军的骑兵浴血抗敌的英雄事迹。我军许多高级将领都对骑兵的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还曾亲自为骑兵设计马刀。

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战争的发展，我军骑兵部队的建设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全军发展至12个骑兵师，骑兵部队在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东北野战军的内蒙古骑兵师在长春、四平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东野战军的骑兵部队更创造了骑兵追击并俘获坦克的奇迹。

建国后，我军骑兵进入了正规化发展阶段。1950年国庆大阅兵时，骑兵部队的1900匹白马以六路纵队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十分威武壮观。骑兵也开始装备统一的骑枪和马刀，军马场的建设也步入正轨。但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称雄一时的骑兵逐渐被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所取代。到了80年代，骑兵的编制被大规模缩减，作用也迅速下降。无可否认的是，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已经彻底走进了历史。

目前，全军还保留了两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全部配备边防部队，除巡逻边防等正常任务外，主要用以展示人民解放军的骑兵风貌。大漠戈壁和无边草原的深处，偶尔还会传来激昂的马蹄声和慑人心魄的呐喊，落日的余晖还会块射出夺目的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