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菲

上海人？什么算是上海人？有上海户口，还是在上海工作，或是在上海拥有一套住房？

当然是拥有上海户口。

“户口”一词历史久远，早在秦朝时就已作为一项政策固定下来。多少年来，户口这个古老的事物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中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和魔力，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议论的焦点话题。它是工作、生活的保障，是游走于大城的底气。户口，真是个复杂的综合体。它深植于新上海屋檐下的人们的生活中，触角广泛，难以痛快剥离。

户口，是一个门槛。客观地说，任何一个竞争性市场的内部都是有门槛的，但大多数健康的市场应当是自由准入的，它的门槛主要表现在自由竞争之后的优胜劣汰。

不久前，一则关于上海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在这座人口逾1900万的大都市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虽然全文不过2076个字，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仍然一石激起千层浪。那600万还没有取得合法户籍身份的“新上海人”们，内心会翻涌起多少波澜呢？

调查——

上海户口，一道槛？

文/何文

日前，本刊就“户口还是新上海人求职的一道槛吗？”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超过六成的答案选择了“是”，而认为并非如此的不足四成。

参与此次调查的2123位被调查者中，有61.07%的人认为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户口问题仍旧是困扰外地求职者的一道槛，而认为不是如此的占38.93%。

不同行业的受调查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略有差异：酒店/餐饮业、耐用消费品、金融、旅游、互联网及通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行业的被调查者对“户口是道槛”的认同率比较高，而建筑/房产、贸易、咨询服务等行业的被调查者认同率则相对偏低。

调查还显示，被调查者的职位不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差异。企业一般管理人员对“户口是道槛”的支持率最高，达到了66.60%；中层管理者（部门经理级别）次之，支持率是61.70%；一般技术人员的支持率则明显较低，为57.90%；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率最低，仅52％，即有接近一半的企业高管认为户口已经不再是外地求职者的门槛。

随着来沪就业的外地优秀人才增多，用人单位把“本市户口”列为招聘硬标准的情况已不多见。但由于长期形成的观念使然，户口仍是影响录用结果的因素之一。同等情况下，偏向聘用本地人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户口歧视。比如，某公司经理是上海人，他在招人时很有可能就偏爱上海本地人，因为双方沟通更方便，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也比较容易融合。而换成一个来沪打拼的经理，说不定外地人在招聘中更占优势。

目前就业市场上明确列出“本市户口”要求的职位大致有以下三种：

●行业相关规定要求从业者必须持本市户口才能从事该项职业的，如保险代理人、房地产中介人员等；

●出纳、财会，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中与现金打交道的职位；

●销售、客户服务、电话接线员等需要在工作中与普通市民打交道、必须会讲沪语的职位。

心声——

对和谐户籍制度的期盼

文/时光花园（31岁，英语专业本科学历，来沪3年，尚未取得上海户口）

上海的摩天大楼下凝结了众多外来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中有那600万新上海人，或许还有更多并没有被政府归档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这些勇敢的人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梦想，被充满机遇生机勃勃的上海所吸引，背井离乡，在此谋生，实属不易。然而，他们中又有多少人，真的觉得被这座城市所容纳？真的找到了温暖的归属感？许多高级人才，因为无法落户上海，无法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子女读书问题、签证问题等等，而选择了离开。

一位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建筑专业博士，尽管完全有机会落户上海，却仍因综合方面的考虑，回到了自己原籍所在的城市。其实，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在上海生活工作多年的新上海人家庭，因为考虑到子女读书的现实问题，只有将养育下一代的计划一拖再拖；经常需要出国出差工作的人，每次必须回到原籍所在地办理护照签证；没有上海户口，另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就是不敢生病，于是大多数人只愿意趁年轻时来这里打拼，几年后还是打算告老还乡。上海高涨的房价、物价、不堪重负的交通，都在将新上海人的梦想一点点打碎。有些人开始发出声音，为什么我们同样在这座城市努力工作，积级纳税，为城市做贡献，却得不到相应完善的社会保障？得不到归属感？从此，户口不小心成了上海人与非上海人之间一条难以逾越的分界线，无形中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隔阂，也引发出不少关于两个派系的唇枪舌战。人人都知道要拿上海户口有多困难，即使是出国移民定居，也不见得有想在上海落户那么难。既然身为国际化大都市，至少应该跟真正的国际都市接轨，展开双臂，容纳更多的人才，真正展现出大城风范。

好在此次的户籍改革的举措算是打破了坚冰一隅，愿意以吸引人的丰厚条件，为上海留住更多的人才，实为明智之举。虽然从现在看来，新政的门槛，仍然不是大多数人可以企及的，但它至少说明上海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而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人才流动频繁的发展阶段，很多人已经不会在一个单位、一座城市呆一辈子，人流的迁徙总会涉及到申请居住证，申请户口的问题。于是有专家认为，中国也可以像世界上一些国家那样，为每个人设立类似社会保险号码的账户，记录个人收入、纳税、缴费、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全部信息，全国联网，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和核查。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做到如此，那么人们的迁徙自由就有了保障，而由户口所设置的无形屏障，也会被逐渐打破。或许，这样的天下才可以实现大同，社会才有可能更加和谐。

户口，凡人生存的凭证

文/王威（27岁，社会学硕士，已取得上海户口2年）

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描写上海的电视连续剧，剧中有一段情节至今记忆犹新：性感美丽的女主人公，孤身一人来沪闯荡，遇到了年轻有为的白马王子。一见钟情后，双方的情感最终在一个似乎并不起眼的问题上止步——女主人公没有上海户口。至今还清晰记得那幕情景：女主人公站在外滩，手扶栏杆，对着江对岸的高楼大声呼喊：“上海，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接受我”这一幕令当时即将来沪继续学业的我很是不解，只是把这一幕当做是电视的虚构情节和演员的夸张表演——直到自己真正踏上这块寸土寸金之地，经过了五年的学习和工作，我才真正理解那一幕的含义。

几乎每一个来沪拼搏的人，都曾经在户口的问题上挣扎、纠结过，作为一名过来人、“幸运者”，站在对岸说句不腰痛的话，我认为：户口，其实就是凡人生存的凭证，是个人与城市之间相互接纳的一种契约。当成群结队的人涌向同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向往，对城市也充满了认同，而城市对其是否接纳的一个标志就是户口。户口，好比名分，人才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好比恋人，相处一场，为你付出一切，最后还落得个无名无份，心里难免失衡。

看过这样一则笑话，大致内容是美国的菲尔普斯获得了金牌，各国争相发表言论，声称菲尔普斯与本国有种种关联。这则笑话在令人发笑的同时，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所谓名人，是不受国界、户口困扰的，相反，他们是国家、城市之间相互争夺的对象。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某某成了名人之后，认同乡、做比邻的人比比皆是，其祖籍、出生地、成长地等问题也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此时，户口已不重要，不过是一张纸头而已。

忘记是哪位名人曾经说过，人活在世上总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然而，仔细想来，能够为后人所铭记、在岁月的轮回中留下印记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多数人都是凡人之辈，碌碌而无为。唯一能够证明自己曾经生存过的凭证就是“户口”，小小的本子记录了人短短一生的重要行动轨迹，它将以数据编号的形式存在于计算机中，百年之后，也许会有人好奇地查询、访问，就像幽深的大山中偶然出现的一处古老的墓碑，会被人们重新凭吊、提起。

生活中常常会被人问及自己的户口问题，短短几个字的回答常常会换来对方态度由傲慢到谦逊的180度转变。由“外地人”到“新上海人”的称谓变化，只有身在其中的我，知道这对近义词之间内在着多大的差异。

记得初来上海的那几年，自己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敌意，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对什么事都不满意。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周围有人说上海不好的时候，我开始下意识地为这座城市辩护；异地的好友批评我的普通话带有上海腔、生活作风过于小资、甚至有些“小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被这座城市同化了，她以极其温柔的方式浸润着我，慢慢地改变着我，最终将这种改变以标签的形式固定下来——户口。

户口，让人欢喜让人忧

文/龙在野（32岁，生物医学博士，已取得上海户口6年）

这几年，每当同外地朋友聊起生活在上海的喜与忧时，常常提及“百万负翁”和“新上海人”两个名词！前者自然是与上海高不可及的房价与新来上海滩闯江湖的年轻人有关系。而后者，往往与另一个背景息息相关，那就是上海户口！上海的户籍制度曾经在近二十年中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包括20世纪末有名的“蓝印户口”和今年刚刚出台的“证转户”，每一次都牵动社会大众的心，因为有没有上海户口，对生活工作在上海的人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应该算是个幸福儿，毕业后就来上海工作，户口和档案同时迁到上海，摇身一变，我就成了“新上海人”。从那时起，我有了上海身份证、社保卡，拥有了上海人所能拥有的几乎全部的“特权”！或许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风顺水，所以也没有特别的不适应，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优越感！因为将来医疗、子女就学、养老等涉及个人和家庭最基本的人生内容已经不需要过多地操心了！妻的户口不在上海，这一点一直也没有受到重视。后来有了孩子，孩子的户口随我在上海，这一点真是不得不说上海好！但是妻生活在上海却没有本地户口，总是心里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我同样是幸运的，由于自己的条件满足上海关于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迁户的条件，很方便地将妻的户口迁到了上海。当妻拿到上海的新身份证时，她激动了好一会儿。

许多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或者是因为毕业的学校档次不够，或许是因为学历不够，也或许是因为后来赶上了打分制，都没能拿到这个上海户口，仅能作为一叶浮萍，悬浮于东方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所以，他们不能和我一样正常缴纳四金，也不能享受正常的医疗服务，就连许多办卡的机构，都要求有上海户口！更何况将来的子女入托、入学？他们，虽然工作、生活在上海，但是他们没有归属感，没有认同感，没有融入感。上海，只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大站而已。他们期盼、努力去拿到这个红本本，但是，他们最终拿到的，可能仅是个有短短一年或几年有效期的居住证。一层透明的玻璃天窗牢牢地把他们隔离开来。

许多朋友多少年在上海打拼，因为沉重的生存压力，以及看不到拿到上海身份的希望，都渐渐地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打算，一一地离开了上海，回到了生养他们的地方，每个离开的背影，都留下一声叹息！也经历过朋友托自己想办法办户口，仅仅是想让孩子来上海就学，可是严格的条件把他们挡在了门外！繁华的上海，开放的都市，忙碌的人潮，映射出了都市的包容！然而那个本本，却让无数的人不得不低头于上海的屋檐下！

上海户口，让人欢喜让人忧。上海户口，想说爱你不容易。

户口，我怎能离开你？

文/徐缨（某知名企业华东区总经理）

上海的户口，就因为是在上海这个特大型国际化大都市，未来的“两个中心”，而显得犹为关注，一些新政的出台貌似与国外的绿卡制度接轨，但实施细则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不得要领。户口，仿佛是个复杂的综合体深植于新上海屋檐下的人们的生活中，触角广泛，难以痛快剥离。我给它列一个粗略的公式：户口=求职+福利+出国签证+信用担保，还有其他看不见、品得到的领域，比如“地域的失落”。

在我打算招聘员工，需要确定薪酬福利的时候，户口始终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甚至是我在招某些岗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比如低端职位，它比中高端职位更需要企业投入较多的培训成本，而且不可占用太多的招聘预算，于是我采用的招聘方式是在上海公共招聘网络上发布信息或让各区劳动局属下的职介中心推荐，这两种渠道都须求职者具备上海户口，持有“劳动手册”才能进入；而低端职位的薪酬不高，外地人在上海能享受的福利远低于上海本地人（缘于综合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天壤之别），其生活成本又高于上海本地人，于是我当然倾向于招上海本地人，反而来得安稳，岗位流失率低。

当我面对中高端职位的员工，还时不时地被户口问题打扰。市场经理M来自山东，因为学历够格，取得了人才引进类居住证，薪酬福利都没有障碍，可他在上海移动营业厅申请入网手机号的时候，就被告知申请人必须持有上海身份证，或由在上海注册的公司作信用担保。于是，企业就要与他签定内部协议，去为他做担保，我们也曾一度考虑企业统一申请集团手机号给员工使用， 但颇具个性、喜欢摆谱的中高级职员们多少会产生抵触；在渠道销售总监T办理出国签证的过程中，更是大费周章，直到把他在陕西的户口迁入公司在上海的集体户口，才算顺当，差点没把那办事的小姑娘腿给跑折。

做技术服务的小Z现在是新上海人了，户口从扬州迁进了上海。喜欢读书的他也喜欢没事琢磨：“户口就是标签吗？我为什么为了个所谓户口和小利益，就把咱扬州人的身份给丢了呢？以前说我来自扬州，恐怕现在要改口祖籍是扬州了”越想越失落，有点自责，有点冤枉，有点难过。这是一种典型的sentiments！骨子里那种顽固的祖宗意识，狭隘的地域观念，让他始终高兴不起来。我想对他说：You are a ture Yangzhounese,also you are a real Shanghainese.不知他能否不再矫情下去？这年头，羡慕他的人一大把！

身份证·户口本

文/南瓜

大一新生报到时，每个人都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提前办理了身份证，全班就顾贝贝没有，她说就是要摒牢、考到上海后才办身份证，这样就会拿到“31”打头的上海身份证号。听她这么一说，我们寝室的所有人都开始遗憾自己为啥没有顾贝贝这样聪明。

顾贝贝的爷爷奶奶在多伦路上有一处小小的花园洋房，她爸爸到四川支内后娶了一位漂亮的川妹子，就是顾贝贝的妈妈。顾贝贝记得小时候每趟回上海都要在车上兴奋地晃两天多的时间，每趟回去奶奶都要检查她的期末考试成绩单，很认真地告诉她：好好用功读书，将来考回上海，户口本上就能写你的名字了。

顾贝贝不负众望考到上海的大学，也如愿拿到了上海身份证号，回家过周末的时候，奶奶看着那张塑封的小卡片，推了推眼镜说：还算拎得清。

接下来的几年顺风顺水，顾贝贝过了英语六级，考了会计上岗证，为就业打基础。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顾贝贝替老爸回归上海户口的宏愿也越来越近了，直到她遇见林。

林来自那个顾贝贝费尽千辛万苦考出来的城市，两个人结识源自一次讲座。围绕那个川东小城，两人居然有说不完的话题。那里原本是顾贝贝和顾爸爸做梦都要尽快离开的地方，可经林的讲述，从十里车城到新都罗汉，竟唤醒了顾贝贝充满童年温馨的回忆。从小城故事缘起，两人越走越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原本是毕业生摩拳擦掌开始找工作的大好机会，顾贝贝居然跟林回到那个离别三年的小城。

两人沿着第一中学的小路一路走下去，林说着自己的理想，他要回到家乡创业。在开满栀子花的路边，林向顾贝贝发出邀请，问她愿不愿意跟林一起回来。原不擅长谈情说爱的顾贝贝一时间忘记了多年来的努力，路边芳香素雅的栀子花香并没有提醒她为了梦想曾付出过多少努力，顾贝贝点头答应了林。

回到上海，全家炸开了锅，顾贝贝倒是淡定超脱。与当时坚定地为留在上海做多项准备不同，接受林的邀请不需要任何努力，一心一意地接受现实即可，接受远比付出要舒服多了。奶奶摇摇头说：脑子搭僵了。

大四临近，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往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上投简历，她只需等着林在四川打理好一切后带她一起回去。现在外地同学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很小，大把大把的“引进人才”等着把居住证换成上海户口，自己要想在上海落户谈何容易。看着手里的那张“31”打头的身份证，顾贝贝把它和回四川的火车票一起放进钱包里。

思考——

“破冰”，为何首先是上海

文/行思

上海户口一直比较金贵。而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户口限制也一直为人所诟病。

时下有许多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制度性障碍，它也是时下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的渊薮。这种认识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钥匙在哪里？大多数论者将重点放在了呼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上。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之所以对全国人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待遇”高。例如，同样一份工作，在上海可以挣5000元，在郑州也许2500元都挣不到。但收入与生活成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况且大城市还有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犯罪率高等特有的“都市病”。因此我一向坚持认为，将中国人生来就分为“市民”和“农民”的根源，其实质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够完整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公共资源不公平分配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包括粮票在内的所有票证。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票证时代”终结的根本动力并不是国家取消了票证，而是票证本身已经越来越失去价值。票证是“短缺”的逻辑结果，在短短10年时间里，国民经济实现了从“短缺”到“过剩”的巨大转变，取消票证只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追认而已。

以户籍管制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性质上与票证是一回事，它是“社会保障”这种公共品供应短缺所产生的必然逻辑结果。在没有户籍管制的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普遍存在大量的贫民窟，这已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难以治疗的“毒瘤”。我认为当前最需要做的并不是取消户籍限制，而是逐渐降低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让“上海户口”、“北京户口”越来越不值钱。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半段国家不具备财力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而且，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将会阻碍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金融危机应当成为促发我们尽快偿还这一历史积欠的巨大旧账的宝贵契机。在我看来，如果政府希望以巨额财政投入来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的话，我们的钱首先就应该花在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要覆盖城乡且能够随人转移接续的全国社保体系真正建立起来，我相信城乡二元的问题会像当年那些烦人的票证一样自动消散。

当然，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靠一个城市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由此也可以预计，即将推出的“居住证转户籍”实施细则一定不会把上海户籍的准入门槛放得太低。但当我们明白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实质意义，就可以为取消现行户籍制度做些有实质意义的基础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上海应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渐降低户籍本身的“含金量”，例如，尽可能地拉平非上海市区常住户口与上海市区常住户口的社会福利待遇。

其实，上海这几年在这方面还是作出了不少有益探索的。眼下有很多人问，为什么“破冰的是上海，而不是北京、广州甚或是一些二线城市？”在我看来，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量因而也是全国所有城市中最大的；其次，上海是中国唯一一个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也就是户籍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省份，这使上海有条件适度开放户籍。

更为深层的原因应该是，作为昔日远比东京、香港繁华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和人们耳熟能详的“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原本就应该是中国最具开放精神的城市。这种开放不仅指向国门之外，也同样应面对国内其他地区。必须看到，正是这种开放精神造就了过去的十里洋场和今天的经济中心。我时常问那些抱怨外地人“抢了饭碗”、“坏了社会治安”的上海本地人士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上海过去不开放，今天会有你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上海人”吗？因为在现在的所谓“上海人”中，爷爷辈就出生在上海的可能不足十分之一。我进而还会追问：如果今天上海重新关上大门，你们的儿孙也许的确会少了许多竞争压力，但他们的上海还能保持现在的竞争力吗？

我在这篇文章中还想顺便为上海说句公道话，许多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认定，上海是极端排外的城市。但我个人在这座城市40多年的生活经历告诉我，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上海社会的主流舆论一点也不狭隘，要不然很难解释：一个人心如此狭隘的地方竟能持续那么长时间保持经济上的领先。上海是中国最具有商品经济意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许多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例如以豪气干云的情谊取代斤斤计较的契约）经常会碰壁。但这可能正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植入的新的文化规范。

历史上，上海对欧风美雨历来格外地开放，以后港台文化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可以说，主动地拥抱西方和海外称得上是上海城市精神中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改革开放以后，来自内地的那些高学历、高技能的精英也不难在这个城市立足，但更多打工者的情况呢？由此我们看到，这种“开放”是有相当高的进入门槛的，这也是一些国人会对上海人萌发某种笼统的道德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地说，任何一个竞争性市场的内部都是有门槛的，但大多数健康的市场应当是自由准入的，它的门槛主要表现在自由竞争之后的优胜劣汰。一个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城市也应是如此，理想中的上海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准入门槛的地方，它欢迎任何人——不论他们的出身、贫富、贵贱、愚智——前来创业、发展、居住、生活，还应当为他们创造一个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平台。当然，上海并不保证每个外来者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成功，更不保证他们都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相反，如果这个城市仅仅是选择性地将它的开放和包容给予一小部分成功者，而把大多数眼下没有地位和学位，但胸中也许怀有无限创造冲劲的年轻打工者拒之门外，那么它将很可能错失远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