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光　何　艳

摘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收获了重大成果又遭受了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是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后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成果，是成就非凡的30年。比较研究前后两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际遇及特质，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30年”；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文章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4-0007-0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般看来，这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大致归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历经曲折但最终完满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博弈的“30年”，它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困境，不断从一个胜利迈向又一个胜利的“30年”。其中后两个“30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纵观这两个“30年”的探索，个中遭受挫折的教训堪称深刻，而取得的经验愈是珍贵。本文拟对建国后两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行比较性考察和梳理，总结经验，为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提供有益借鉴。

一、1949～197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交织、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篇章。怎样建设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国情和革命的特殊性，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因为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因为这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这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党面临的任务是：一方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另一方面为向社会主义过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等条件成熟再采取“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2年，遭到严重破坏的各项事业初步恢复，国家的经济状况超过历史最好水平。这时，党中央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了新的思考，提出并实施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新理念。总路线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大调整，它将原来设想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和国有化，改为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及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当时极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成果，它比较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经济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根据条件的变化适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进一步探索。尽管探索之初带有浓厚的苏联模式色彩，但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率先提出要“以苏为鉴”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召开以及之前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之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都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成果。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这是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先声。

1957年夏天后，党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发生逆转。首先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而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对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致使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它包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好的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此后二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这两个趋向，相互竞争，交错发展，既出现了50年代末期的纠“左”，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也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及其后意识形态的大批判等错误趋向。“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错误的发展倾向彻底压倒了正确和比较正确发展倾向，使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个别阶段、个别领域仍然得到顽强的坚持，但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已经被严重颠覆。

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里，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遭到“左”的挟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举终结了此前20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徘徊、停顿甚至倒退的局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建国后头“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经过了稳步推进、艰难前行和遭受重挫三个不同时期。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占有比较特殊的位置，尽管这段探索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了歧途，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不自觉”，正确也罢，挫折乃至错误也罢，它都已经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并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着历史的借鉴。

二、1978～200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成就非凡的“30年”

“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课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已经变化了的世情、国情，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新的历史征程。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及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

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航程的方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基点是“两个转向”和“一个定位”。所谓“两个转向”：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两个转向的实质是修正过去的失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即实行改革开放。所谓“一个定位”，就是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伴随着全党全国工作中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号角同时吹响，并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入民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特区建设也进行了初步探索。1980年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1年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初步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并最终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农村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崛起，集体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得到逐步发展，1985年1月，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宣告农村经济步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城市改革试点也取得显著成效。1984年10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自此，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新格局。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第一次郑重宣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有两次历史飞跃。一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胜利；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既要反“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反“左”；强调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社会主义尽管曲折但前途光明等。南方谈话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向何处去，世界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等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是我们党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称之为邓小平理论，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和奠基之作。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记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嘱托，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核心问题，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在指导思想上与时俱进，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实践，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和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我们党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并在这个过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个阶段性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我国进入了一个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阶段，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针对当今的时代特征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抓住“实现什么样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键问题，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把十六大以来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经验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总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尽管也遭受到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考验，但由于我们党始终保持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清醒认识，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各种风险考验面前都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三、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30年”的比较与启示

纵观建国后两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两个阶段有很多的相同点，首先，两者的出发点相同，即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其次，两者的过程性相同，即都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再次，两者的目标相同，即都是实现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前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严重误区，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而后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路高歌猛进，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非凡成就。为什么会这样呢?深入比较研究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得与失对我们继续推动这一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是不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就是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中国化”，这样的“中国化”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迷失方向，终将走向“非马化”。建国初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顺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标志，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诸多波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可能就此徐徐拉开。自50年代后期起。我们党虽然在主观上仍高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但实质上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的思想，也偏离了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转移到阶级斗争方面，大搞反修防修。结果是始终不能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愿望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历史的拐点，直至陷入“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泥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全面反省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把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重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江泽民、胡锦涛也提出，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才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理论成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其次，有没有认清中国国情是可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国情是指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以及人口、自然、民族、宗教和历史等在内的综合体。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之“矢”在中国要射之“的”。但是国情又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国情也不一样，因此党对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必须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国情进行了再认识，建国后头七年所采取的政策和60年代前期的纠“左”就是对国情有比较清醒认识的结果，实践中也使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而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及后来被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失误，则都是与党不能正确认识当时国情和所处的社会主义历史方位有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之处，党对国情进行了重新确认，明确指出：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此后，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深刻论述，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继续强调要深刻认识国情和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丰富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标志。正是基于对国情再认识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石。

再次，能不能搞好“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与否的关键。

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要求。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的结合史。什么时候结合的好，党的事业就会取得顺利发展，什么时候结合出了问题，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发出了“第二次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号召，但结合的实践搞得很不好，结果犯了冒进、“大跃进”等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的错误，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一套“左”的理论和政策，进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提“第二次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快速发展”。十七大报告“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十大经验之首。历史经验说明，在要不要“结合”的问题解决后，如何“结合”就是一个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进程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

最后，实现“当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表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容，而且要表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品质。民族化和当代化共同绘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丽图景，两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之中。二战以后，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兴起。世界格局的调整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新变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应该说，中共八大前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初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化眼光。但由于对时代特征的误判和对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机械照搬，随后的“大跃进”开始背离这一趋势，直至“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被人为置于与人类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封闭半封闭状态，不再彰显当代化的视野和元素。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被重新赋予观察外部世界的宽广视界，不断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汲取营养，“当代化”元素开始强烈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原生态”，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两次历史性飞跃”时，指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强调的“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就是注入“当代化”元素。“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当代化”，并形成了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内在品质的直接揭示。可见，如果说“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然逻辑的话，那么“当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然逻辑。“当代化”的指向是如何在当今时代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它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特征，在回答当今时代各种理论与现实问题，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责任编辑：孙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