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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名“挂友”灾区挂职的外乡人

2009-05-21蔡如鹏

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16期
关键词:北川县北川灾区

蔡如鹏

事实上,这批干部很多在原单位都身居要职,挂职期间反而“官降三级”。互称“挂友”的挂职干部相互之间,私下也会谈起这个话题。结论往往是,“大家到灾区来,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过去的一年,尹久亮一家分隔三地。

地震后,他被派往重灾区北川县挂职;女儿去年考上大学,去了北京读书;如今,只有妻子一人留在成都。“现在,我们一家团聚,就只能在网上了。”尹久亮说,在北川工作的日子,他很想妻女,他们一家人还从没有分开过。

尹久亮很内疚,在女儿高考前最紧张的那几个月,他没能陪在她的身边,“万一发挥不好,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在成都的妻子,更是一头惦记着女儿,一头牵挂着丈夫。尹久亮刚到北川的几个月,余震不断,每一次都震得她揪心。女儿高考结束后,她就赶紧往北川跑,看见丈夫工作生活的环境,忍不住偷偷地落泪。

尹久亮评价妻子说,“她挺坚强,没像有些挂职干部的家属那样号啕大哭。”

在整个四川地震灾区,像尹久亮这样的挂职干部一共有461名。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仿佛回到了军营

贺旺,30岁,目前北川县最年轻的副县长。他是去年7月中组部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选派,到灾区挂职的博士服务团成员之一。震后,整个县委县政府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大家都挤在一起办公,走廊上都是人,哪个办公桌空了,赶紧跑过去坐下。离开一会儿,又被别人占了。”尽管有思想准备,但到了北川,贺旺还是觉得出乎预料。

生活条件就更差,4个挂职干部住一间板房,放下行李后,屋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到北川的第一顿饭,贺旺至今难忘。当时天已黑,小雨,两位年轻的当地干部领着他,在周围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盆老鸭汤。“我算是幸运的,后面来的挂职干部没这个待遇。”

与贺旺相比,四川省委组织部选派下来的挂职干部到北川时条件更艰苦。他们到灾区是去年5月底,当时还没有板房,就在帐篷里住了20多天。帐篷生活不仅拥挤闷热,而且用水、上厕所都没保证。对于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干部非常不适应。一位挂职女干部因为上厕所不方便,好几次急得直掉泪。

经过两次搬家,如今北川县的挂职干部都住进了修缮后的平房。房间尽管不大,但至少一人一间,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基本的生活设施也都有了保证,甚至还可以看电视、上网。但生活仍然单调乏味,打乒乓球是唯一的文娱项目。当过兵的尹久亮戏谑为连队生活,“仿佛回到了军营”。

麻烦还是有,比如他们很怕下雨天,因为生活用水全是井水,一下雨,抽上来的水混浊不清,根本没法用。而且也不敢多洗澡,水忽冷忽热,有些挂职干部身子弱,洗一次感冒一次。

到处一片混乱,大家都很忙,见面打个招呼就都自顾干活——这是灾区给贺旺的印象。可自己却插不上手,不知该做些什么,“有点茫然”。生活上的落差、工作上的茫然,不少挂职干部回忆刚到灾区的那段日子,都用“度日如年”来形容。

不想让人觉得我不一样

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是挂职干部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到北川县任挂职副县长的四川省民委办公室主任赵克彬,到灾区后,兼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外援服务办副主任,分管社会捐赠管理。接手工作不久,擂鼓小学就找到他,“请赵县长送些生活物资,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刚到灾区的赵克彬哪有什么物资,自己吃的还是方便面。

“可我不能不管啊,只好硬着头皮,给成都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连夜送5吨大米、面条和500斤食用油过来。”问题虽然解决了,赵克彬却欠下了一个不小的人情。不过他认为值,“人情以后可以慢慢还,不能让孩子们饿着。”

负责北川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尹久亮,挂职前在省建设厅工作。灾区重建过程中,他也动用自己的关系,向省里“要指标、要经费”,为全县32万平方米的廉租房争取了近两亿元的资金。

目前,北川在擂鼓镇第一批1000多套廉租房已接近完工,第二批即将动工,安昌镇的廉租房、安居房项目也正准备招标。但北川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在整个四川重灾区是相对滞后的,都江堰、彭州等地都已完工,进入了分配使用阶段。房子毕竟在建了,在尹久亮看来,这些工程的启动给了板房中的北川人信心,“灾区最怕没有希望”。

在尹久亮看来,“北川的重建与拓荒没什么区别”。尹久亮把这归咎于北川重建任务的艰巨和基本条件的匮乏,“全县2800平方公里,平地只有18平方公里”。这让习惯了在大城市建高楼大厦的尹久亮,觉得束手束脚。“在成都,只要把地推平就可以甩开膀子干。而这里好不容易找块平地,还要勘探地下是否牢固,一切要从头做起,工作量翻了好几倍。”

贺旺来北川前,在湖北省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挂职副局长。那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就觉得地方上专业人才太少,很影响工作。到了北川,他才发现这里更缺人才。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但他又无法把这种压力传递下去,“北川很多干部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本身就承受着重负”。

事实上,很多挂职干部在与当地干部相处时,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碰到他们的悲痛。为了拉近距离,一些挂职干部有意识地在各个方面与灾区人保持一致,避免产生隔阂。赵克彬到灾区时带了蚊帐,可到了一看,根本没人用,就藏着没有拿出来。“我宁愿被蚊子咬,也不想让人觉得我不一样。”

我的工作是带感情的

震后,前往四川灾区的挂职干部有的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有的原来在省级机关工作,还有的则是由对口支援省市选派。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杨程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干部的挂职时间长的一年半,短的几个月,“主要目的就是支援灾区,而不是以往的锻炼”。

作为培养干部的一项常规性工作,挂职在很多人看来,就意味着“到基层锻炼,回来后等待提拔”。杨程富说,这批干部是在非常时期、前往非常地区、接受非常任务的一批挂职干部,并不属于原有的选派计划之列。“他们当中很多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因此,与提拔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批干部很多在原单位都身居要职,挂职期间反而“官降三级”。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陈茂辉,到灾区后挂任汶川县委副书记。互称“挂友”的挂职干部相互之间,私下也会谈起这个话题。结论往往是,“大家到灾区来,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说他们一点不关心自己的事,也未免绝对。事实上,他们清楚说什么没有用,“你把事干好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谈到北川的工作,这些挂职干部共同的感受是责任大。“北川现在是全国的焦点,事情做不好,没法交代,不能出错。”

以前在机关工作,“基本上是按章办事,很少接触群众。”赵克彬说,“但现在到基层,直接面对群众,他们的困难各式各样,非常具体,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出乱子。”搞规划的贺旺说,自己以前做技术工作,冷冰冰的,很少对老百姓有感情。“但这回不同,我实实在在体会到做规划是为了谁。”

他说,以前搞规划是政府请他们,做完了拿钱走人,也不知道啥时实施。有时候过两年,换届领导,又把他们叫过去,同样的规划再做一遍。“现在我们做规划、盖房子是让灾民搬进去住的。每一栋房子什么户型、多大面积、什么标准、谁来住,全都一清二楚。”

“看着他们现在还住在帐篷、板房里,你都替他着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规划是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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