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雪

汶川一代

87150——这是汶川地震近一周年时，死者及失踪者数字的总和。剧烈的地震波把他们抛向废墟，永久掩埋。今天，部分遗体仍然躺在殡仪馆无人认领，他们的亲人或许躺在另一个地方。

87000——向南去，新县城。对于老北川人来说，回不去的废墟才是他们心灵的故土；对从其他地方迁来的8.7万新北川人而言，新县城带来了机会和希望。

1500——1500多名北川县官员劫后余生，但他们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与平民相比，他们活着似乎需要更多勇气。

461——一批挂职者。挂职往往意味着“到基层锻炼，回来后等待提拔”。但这批干部是在非常时期、前往非常地区、接受非常任务，并不属于原有的选派计划之列。

230——这是再孕母亲的群体。她们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而在今天，希望即将重生。新生儿的到来与遇难的哥哥姐姐有着很大关联，包括可能会用他们的名字。

20——20对新人在废墟上举行了婚礼。白色的婚纱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代表着对逝者的祭奠。

2——三口之间被地震变成了两口之家。一年过去了，那些被地震夺去孩子的父母，是否能从伤痛中走出？

1——当死神在灾区肆虐时，他(她)出生了。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了震生、震摇、车生或者篷生的名字。因为充当产房的，有帐篷、公交车或者板房。

1/2——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肢体，折枝的花儿还能否绽放？

……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今天，我们缅怀逝者，关注生者，我们亦试图寻找一个生命和情感共同体。

他们曾经有共同的生与死，共同的泪与痛、悲与喜、爱与恨。

此前，他们是缺乏联系的个体；但在2008年5月12日后，因地震波的冲击而连在一起并被重塑。共同的命运感，把他们的生命烙上了同一印记。生与死，是这一代人无法逃避的命运——他们一起体会了生命面对自然时的脆弱和无助，另一面则呈现出光辉与尊严。

这就是汶川一代。

通过DNA确认死者身份异常艰难。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已有相关保障条款

黑色的数字停留在2008年9月18日中午12点。官方确认，截至此时，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另有17923人失踪。

“现在还失踪的人数生还的希望已经很小，死亡和失踪人加在一起，超过8.7万人。”此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称。

直至汶川地震接近一周年时，官方给出的这个数字仍无变动。只有在历经劫难的山峦或平地之间，陆续添上了一座座新坟。

不少坟前依然空着——没有墓碑，或者任何标志。被水泥封存的，除遗体之外，还包括墓主的身世姓名。

生者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无名”的状况。2008年5月20日， “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就已经由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建立。www.512DNA.cn——民间机构设立的“5•12汶川地震基因寻亲网”也随后开通。

但地震一年后的工作进度表明，事情比想象中的困难。成都辖区都江堰市市殡仪馆馆长刘良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馆内曾存放过134具地震死亡者的遗体，至今仍有69具无人认领。而在被领走的65具中，仅有39具是通过DNA认领成功的。

2008年5月16日，由成都市各大刑侦队派来的法医集中在都江堰殡仪馆，提取无名遗体DNA、保留遗物并编号。6月20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殡仪馆办公，统一提取成都所辖全部市县的遇难者家属DNA。

7月开始，有人比对成功。“第一批就送来了15个比对成功的通知。”刘良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后的两个月里，不断有比对成功的通知出来。到了10月，公安部门打来的电话就越来越少了。

一名70多岁的老人，多次辨认无果。2008年12月，老人第11次辨认的时候，终于认出了照片中女儿衣服的一角。这件衣服的大部分地方都被血或其他东西染色了，仅余下摆的一条花纹清晰可见。5月11日晚，女儿到他家吃饭，穿的就是这件衣服。最终，DNA比对证实了他们的关系。

“另外，有些遗体从头到尾没人来找过。”刘良志说。这可能是遇难者已没有家属，或是家人至今不晓得他(她)的去向。

在成都市所辖12个县市的殡仪馆里，至今有约120位无名遇难者尚未确认身份。这些殡仪馆收到的大多是来自市区的遗体，不包括山区里大量无法运送、就地掩埋的遗体。这让刘良志等殡仪馆负责人非常为难——按规定，无名骨灰由殡仪馆保存超过一个月，馆里就会发布公告，仍无人认领的话，会集中掩埋。但地震这一特殊情况打乱了这一常规操作。

同样为难的人还包括四川省的地方官员。一方面是准确的遇难者数字，还包括异常敏感的学生死亡数字。

2009年3月8日，在位于梅地亚宾馆的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要求公布学生死亡人数。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回复：死亡人数的确定，须按照有关部委的规定进行，涉及的工作和过程都很复杂，需要对遇难者的遇难地点、基本信息、本人的情况等进行核实和查证。“因此在遇难者数字没有最终确定之前，对遇难学生人数也很难给出准确的数字。”

此外，更多的人开始对遇难人数统计仍未公布感到焦虑。于是有志愿者开始组织自行统计，他们采取走村串户的方式，挨家询问、确认遇难学生的姓名与信息。

在位于北京市草场地的一家艺术工作室里，志愿者们的“指挥室”里摆放着十几台电脑。墙壁上贴着大幅的四川地图和志愿者信息。“职业”一栏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IT人员、家庭主妇、僧人⋯⋯

2008年年终，参与过鸟巢设计的艺术家艾未未开始准备在慕尼黑的一个展览，作品跟死亡有关。这时他想起了在灾区看到的书包文具，“遍地都是，我想知道，是谁用了这些书包，他们叫什么名字。”艾未未说，这样的书包，至今仍摆在他工作室院内的桌旁。

但官方并无遇难学生的名单统计，艾未未的同事开始给四川省民政厅拨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去问公安厅。但公安厅又说归民政厅⋯⋯到2009年3月13日，这一天里，艾未未和同事们总共打了150个电话，除了一位校长正面答复有两名遇难学生。其他的149个电话询问，均被以各种理由拒绝。

在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有专门写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保障。其中“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一条被单独列出，与保障住房、就业、公共设施建设一起，位置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