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椿

谢教授最近有点闷闷不乐。因为这么两件事。

谢教授家本来是保姆买菜的，谢教授退休后为了多走动走动，就承担了买菜的任务。这第一件事和买猪肉有关。谢教授常去一个女人的摊位买猪肉。既不是这个女肉贩长得有几分姿色，谢教授图个眼福，也不是谢教授和她熟悉，照顾熟人生意。女肉贩不像那些男肉贩健壮肥硕。而是瘦瘦的，看上去很弱小。以前在学府里谢教授从没想到这样的形象会和肉贩联系在一起。谢教授一向同情弱者，感觉这么瘦弱的女人站肉案子真不容易，就奔她的摊位买肉。谢教授喜欢吃肥肉，但他的性格即便是买肉也用不上挑肥拣瘦这个词。那天，谢教授指着一块肥多瘦少形状不怎么规则的肉说，给我吧。女肉贩麻利地把肉扔到秤盘上，说，这个给你便宜些，算10块一斤。广州的精肉价是14元一斤。

第二天又去买肉，女肉贩指着两小块品相不佳的肥肉对谢教授说，还便宜些给你。谢教授并不贪图便宜，但他不好意思拒绝，就要了。第三回又是如此。这以后，谢教授来到肉摊前，女肉贩连问都不问，就把那下等的肉往秤盘上放。

谢教授感觉不是回事了。

谢教授在大学教的是逻辑学，女肉贩分明使用了假言推理：买便宜猪肉的都是穷人，谢教授买便宜猪肉，所以谢教授是穷人。想到这里，谢教授恼怒了。虽然女肉贩每次都对他笑盈盈的，回味起来，那笑容分明是施舍式的。没想到好心反而会被人看轻，谢教授觉得在女肉贩面前丢了尊严。

第二件。谢教授家里每过些日子就要处理些废品，旧报刊、废纸、易拉罐、酒瓶、酱油瓶、醋瓶等，谢教授没事就溜达着顺便拿到废品回收站去卖。谢教授住的雀笼弄住有很多外来人口，大多是打工的。这天谢教授又出去溜达，一手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是纯粹垃圾，一个袋子是可回收物品。谢教授正往垃圾筒走去，一个妇女同他打起了招呼：“扔垃圾呀。”这个妇女也住在雀笼弄，谢教授面熟，但从未说过话，她丈夫好像是个泥瓦工。谢教授笑答：“是呀。”妇女指着那袋可回收垃圾说：“这个给我吧，扔了可惜。”

她当那也是谢教授要扔的。谢教授不好意思说我也是拿去卖的，就给了她，把另一袋垃圾扔了。第二回，谢教授去卖废品，又碰到了那妇女，她又将他的废品要了去。谢教授觉得不对头。倒不是他在乎那点废品，而是这么一来，他好像专门为她送废品了，当然不合适。谢教授想了个办法，再去卖废品时从弄堂另一端出去，绕道而行去回收站。卖自家的废品，倒像是做贼似的。

谢教授总结，那妇女也分明是假言推理：废品不值钱，富人都把废品扔了。谢教授是富人，所以他的废品也是拿去扔的。

两个女人，一个把谢教授当富人，一个把他当穷人。可都叫他不舒畅。

当然相比而言，要废品的妇女倒叫他觉得舒畅些。但谢教授又想，把自己当穷人就发怒，当富人就高兴，这分明是很俗气的表现嘛。

其实，这两件事在别人看来，根本不成个问题。其一，他完全可以不再去买女肉贩的猪肉，或者看中哪块要哪块，没必要磨不开脸；其二，明确告诉那女邻居，自己的废品是去卖的，不是扔的，没必要心软。

最终，还是谢教授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人性是复杂的，生活是复杂的，而善良的人比冷漠的人体会这些更细腻、敏感些，甚至比事情本身更复杂。问题弄明白了，谢教授的心情也舒朗了。

(郝英子摘自《羊城晚报》2008年10月27日 图/迟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