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杰

时近春节，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红庙村里运大红灯笼的车辆一天比一天多。该村喜庆吉祥红灯笼合作社理事长闫万军告诉记者，春节前，红庙村已经接到灯笼制作订单2万个，灯笼订单金额已达20多万元。

连日征战在灯笼世界里，闫万军的脸上没有泛起倦意，而是有一份无法遮掩的生意红火带来的喜色。

与红结缘

2004年，闫万军通过竞选成为红庙村党支部书记。在他看来，只有50户、135人、0.65平方公里的红庙，“距离致富还远着呢”，必须为村里找到致富产业。

而九渡河镇政府的夏占利书记和鲁颖彤镇长也在热心地为闫万军出谋划策。他们的思路不约而同地聚到了红庙的这个“红”字上。单从字面上看，有朝一日“红庙村里灯笼红”的景象，让两位“当家人”很是期待。2006年，镇政府出资让闫万军去山东汶上县喜庆宫灯厂学习制作红灯笼。

没成想，书记的一点妙计，成为了红庙村致富的源头。而在贫穷边上游走惯了，一下子觅到致富良机，除了书记的妙计，更是缺少不了闫万军的用心。当时，去山东学习技艺的，并不仅仅是红庙一家，几乎全部行政村的骨干都去了。但是只有闫万军将致富源头的活水引回了自家的土地上。对这点，闫万军憨厚地一带而过，不愿多言：“也许我比他们更有心、也更用心吧。”

2006年，红庙村民人均纯收入仅4819元，而2008年，村里人均纯收入已近两万元。红庙的崛起与红灯笼产业的发现密不可分。闫万军从那时起与红结缘。在这个红色产业越做越大之时，他仍然难以忘怀当初对“红”的顿悟，甚至积极申请将“红庙”用作注册商标。按照他的说法，有了这样一个品牌名称，才算是“红”的实至名归。

曲折的致富故事

2006年11月，闫万军带着对“红色产业”的期待来到山东学习红灯笼制作。但一星期后回村时，他并没有出走时那般踌躇满志。宫灯厂教了闫万军制作灯笼的工序，却始终不肯告知相关尺寸。“不成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尺寸，灯笼始终不方不圆。”他悻悻地嘀咕。

但这些难不住闫万军。在就职村支书之前，他在北京轮胎厂的一线车间工作了12年。手握12年“轻卡”轮胎的定型经验，让他对造型艺术有着独到的参悟能力。面对红灯笼这个“充了气的轮胎”，他有触类旁通的底气。

回村后，闫万军立即和妻子召集两三名党员关起门来进行技术攻关。白日黑夜，反复在屋中一厘米一厘米地摸索、实验。两星期后，闫万军总算是拿出了自己的红灯笼标准尺寸。

埋头学会了技术，闫万军开始抬头观察市场。他借助自己的两条勤腿，围着北京周边跑了一个遍，细心地把零售价格、批发价格都进行了记录，然后把各个区县的数字汇总平均，大概知道了红灯笼的价格行市。

他发现，北京市场上的红灯笼基本都是从河北交易过来的。不仅运输费用高，而且一旦灯笼有质量问题，退货极为不便。他还发现，北京红灯笼不仅利润可观，而且市场尚存空白。

绝佳的市场前景，让他兴奋不已。作为带头人，他深知村集体没有任何资产。他索性把自己在轮胎厂12年的5万元个人积蓄拿出来充作启动资金，前往河北采购原料，然后组织村民开始生产制作。

闫万军的这个做法，打动了村集体的成员。38个赋闲在家的妇女，跟着他大干了一个月。2007年春节之前，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制作了一千多个红灯笼。

面对这些凝结着村民热气的红色精灵，闫万军在感动之余，隐隐地有些发愁。市场前景很好，但具体销路在哪里，他也很犯難，好不容易看到了致富的前景，不能倒在销路不畅上。

他第一想到的，是自己的“娘家人”镇政府。在领导的帮助下，2007年的春季，怀柔区县行政机构大楼、几十个乡村街道以及旅游景点的寺庙里点亮的大红灯笼，都来自红庙村。“我的推销只是暂时解决问题，市场需要才是打通销路的关键。”对此，鲁镇长显得很冷静。

打响了第一炮，闫万军才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期待自己趟出来的这条致富路能够越走越宽。

产业征途上的艺术追求

2007年，众望之下的闫万军竞选连任了村支部书记。为了拓展业务，他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地操作蒸蒸日上的“红色产业”。

但他的思路并没有局限在现有格局上，在红灯笼之外，他希望能够将宫灯制作的本领学到手。他深知，宫灯的技术含量要更为纯粹，想要实现这个突破可不是再次号召38个妇女，依靠一腔干劲就可以实现的。在轮胎厂的时候，由于技术出众，他长期负责为车间“带徒弟”。徒弟换了一拨又一拨，他这个师傅也备受好评。回想起昔日这个荣耀的场景，他猛然意识到，现在的工艺不完善，突破之道在于拜师。

于是，他打点行装自费前往河北石家庄，拜请了两个师傅。在石家庄学了半个月，闫万军仍然觉得“不过瘾”，他把两位师傅又请到村里来传授技艺。又做了一个多星期的“小学生”之后，闫万军的眼睛才算是“透亮起来”。

这次学艺，让红庙村的宫灯技艺又高出了一大截，但是闫万军还不满足。他继续用自己那双“透亮”的大眼睛反复寻找着拜师学艺的点滴机会。

2007年11月，机会来了。北京市观光休闲农业行业协会和北京玩具协会开展的“艺人下乡传手艺、农民在家学技能”活动，在北京各个乡镇陆续展开，也把机遇带到了红庙村。闫万军上报的项目，是向著名宫灯艺人“北京灯笼张”传人张明亮学习制作宫灯。

张明亮老先生在合作社传艺期间，晚上就住在村委会西头的小饭馆里。时近隆冬，闫万军总是担心70岁的老先生住宿不习惯，每晚都到老艺人房内摸摸土炕暖不暖，也借机请教一些灯笼制作的问题。他只提学习，不讲拜师。

但老艺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个星期后，他问闫万军：“你真心想学做灯笼？”闫万军点了点头。老艺人说：“那你就做我的徒弟吧。”

从此，村书记成为著名老艺人一生收的第二个徒弟，也是关门弟子。红庙村的灯笼技艺一下子实现了质的飞越。合作社的灯笼从极其普通的宫灯扩展到生肖灯、六角灯等造型。

一提到张明亮老人，闫万军总是显得虔诚而恭敬，言必称“我师父他老人家”。而“师父他老人家”也很欣赏闫万军。很快，他在师傅传授的基础上，开始了游刃有余的自我发挥。在“点亮奥运北京2008”城市彩灯征集展示活动中，闫万军的“五谷丰登”等作品拿下了18个金奖中的4个。

为社员，要兴产业；为师父，要传艺术。在产业化发展面前，闫万军绝没有放弃自己在宫灯艺术上的追求和品质。他自信满满地告诉记者：“合作社卖的就是艺术，卖的是纯粹的民间工艺，绝没有糊弄。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北方灯笼，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欣赏。”

幸福下的烦恼

在北京，灯饰产业的生产企业很多，宫灯手艺的能人也不少。但是将艺术和产业结合起来，让10万多红灯笼张挂在北京为主的广泛地域上，合作社确实成就了不折不扣的“灯笼第一村”。闫万军也认为：“宫灯这个行当，做成合作社这个规模的，北京仅此一家。”

面对雪片一样飞来的订单，名气越来越大的闫万军反而担忧合作社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如果一味地接纳生意，跑得太快，可能对艺术就不负责任了。于是，他始终坚持合作社灯笼“零库存、零积压”。生怕在忙乱中硬着头皮做，会把品牌给毁了。

他认为：“2009年，合作社的目标不在于扩大多少订单，而是要维持好规模，量力而为。”

在闫万军的产业雄心背后，还面临着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寻找足够的场地存放越来越多的大型宫灯，成了2009年合作社产业扩大中最头痛的问题。

虽然每年的利润可观，但是这个规范的合作社将年收入中7成分配给了村民，并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建立集中的厂房和仓库。

闫万军无奈地说：“合作社确实能挣些钱，但是真要搞固定资产的投资，弄出来厂房和车间，花费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图片由喜庆吉祥合作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