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若上述标准可达共识，则本书四百余篇作品均可圈可点。各有千秋。

常规杂文约占本书的五分之二左右，多为六十年来的扛鼎之作。共和国诞生仅仅七年左右。“个人崇拜”便初露端倪，不论是讲话作报告还是写文章，言必称“某某说”、“某某指示我们”。对此，叶圣陶警觉地创作了《“老爷”说的准没错》，尽管当年创作禁区守卫森严，作家还是抓住昆曲《十五贯》盛演的“机遇”，以此振聋发聩的力作第一时间对个人崇拜敲响了警钟。早于此文两个月的《况钟的笔》是当代第一篇抨击力度强劲的杂文；巴人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喊出“笔下有人”的杂文作家，他也是第一个痛斥“只知大笔一挥。看不到笔底下有‘人”的智者。权威数据表明：仅一个解放战争，国共双方即牺牲两千万人，经过“土改”、“镇反”、“肃反”、“三反”及“一化三改”等政治运动，又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作家对此戚戚然惶惶然已不知多久，乘昆曲《十五贯》震撼京城舞台之际，喊出“人命关天”，恰如一声春雷，石破天惊!《“老爷”说的准没错》和《况钟的笔》都是借助昆曲《十五贯》中的主人公“过于执”和“娄阿鼠”的形象，使用旁敲侧击、弦外之音的手法，对某些决策者不啻是一种劝诫、警告。它们如同姊妹篇，为当代杂文的正义斗争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如果说前三十年数量不多的优秀杂文都是举重若轻、迂回曲折地批评当政者与决策者，那么，后三十年的常规杂文或直面现实、痛下针砭，或笔锋辛辣、纵意而谈。《奸臣的“定场诗”》直击康生这个用“人血染红了他的‘项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延安时代“执掌整人大权算起”，“一级一级向上爬”究竟靠的是什么?作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靠阿谀奉承，二靠狠毒害人。作品历数康生的罪恶人生之后。提出几个深长思之的问题：康生这类蛇蝎式的、豺狼式的人物何以能够青云得志?即“康生现象”何以会出现?这一类人物是依靠什么条件得逞的?这一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如果不刨根究底追寻出答案并加以防范，大大小小的康生式人物依旧会不断出现。人们啊。千万要警惕!

十年“文革”史无前例，其罪愆与暴戾罄竹难书。杂文作家们在揭批其惨绝人寰的同时，还特别深思：为什么这种祸国殃民的灾难在中国发生?为什么这种深文周纳的残忍悲剧在二十世纪中叶上演?为什么这种倒行逆施的荒唐竟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这种万马齐喑的禁锢只有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黎九莲等几个英雄挺身而出说“不”?

杂文作家们从不同视角，分不同选题。用不同语言揭批“文革”的荒谬绝伦和无视人权，经济濒临崩溃，民众陷于赤贫，文化空前凋敞，历史横遭践踏，《江东子弟令犹在》、《万岁考》、《“悼”议》、《吃运动饭》等篇什或痛快淋漓，或含蓄蕴藉，或旁征博引，或入木三分地将“文革”对国人生命造成的涂炭和血腥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并从理性的深度进行诠释。应当说，杂文对“文革”的清算是极有力度和广度的。

常规杂文在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中唱主角，通过逻辑推理触及读者的痛感神经，其理念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从而矫正人们对社会、对历史的误读。《盛世略编》、《回望流年》、《盛世下的沉思》、《反腐败中的怪圈》、《中国天天感恩节》、《小说家勃列日涅炙》等言近旨远，知往鉴来，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些作品更将显现其深邃的历史价值。

朱学勤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杂文，计五千余字。(另一篇长文是费孝通先生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坦诚地说，选编者当初遴选本书作品时，并未想到这两篇长文之内在联系。当我写这篇序时，才发现两篇作品在揭示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上血脉相系，而且仅仅在经历十几栽时空过后，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顶着“作家”、“学者”、“诗人”桂冠者，灵魂的渍烂是多么触目惊心!共和国诞生仅仅七八年时间，知识分子们普遍感到压抑、郁闷、不被信任、无法施展才干甚至成为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以那位社会学家抑制不住激情，喊出了共产党整风让知识分子说话是“早春天气的到来”。

其实，早在费文出炉的前两年。胡风冤案已然开锣。那些既得利益的文坛巨匠们良心丧失殆尽，他们把能收罗进来的所有污秽泼到胡风及其文友身上。昨天还是文友、同事，今天就翻脸不认人，同你划清界限，恨不能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

为什么一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甫出，便有诸多作家、诗人蜂拥而上批判这个揭发那个；运动一过，都出来将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以致“1955年卖友求荣者，1957年落网；1957年漏网偷生者，1966年一网打尽”。

真正的大师，必须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前三十年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整倒一批人，便有一批“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再来一次政治运动，上次的“新人”被打倒，于是又一批崭露头角者顶位……六十年来，拷问自己良心者有几人?一个国家的精神食粮生产者——作家都不能拷问自己的良知!那么，它的接受者、“食用”者——广大民众还会拷问自己吗?我们社会的良心会如何呢?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是一面镜子，照出知识分子的形象；它也是一架透视机，摄下作家们的良心；它还是一剂清醒剂，让那些争名夺利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静下心来想一想，每年生产数以千万、亿计的文艺作品，究竟又有几部(篇)是震撼文坛的经典之作?

距此文创作时间又倏忽过去二十多年，如今的文坛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今天一个作品研讨会，明天一个作品颁奖会，各级作协的头目们，整天忙着出席会议，接见宾客；文艺报刊成为报道作协领导人的机关报，其文章几乎全部是赞扬某部新作品。溢美之辞如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

杂文《我们需要一场良心拷问》是一篇划时代的杰作，它提出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的良心问题。更触及到了国人的民族性!这关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近些年来崛起的非常规杂文显现了作家与读者的双向选择，互相促进，供求平衡，现今已成为杂文家族的新宠儿。非常规杂文脱胎于散文和随笔，即以散文或随笔为底色，其核心是批判、针砭、嘲讽，约占本书的五分之一。这些作品多以诉说的形式，或第一人称，或以某人某事为核心和线索，如诉如泣；或故事性强，或情节富戏剧性。引人入胜。《井冈雕塑园》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七八十年前风起云涌的战乱岁月。那些雕像中，有为信仰而献身、也有为追求而流血者，当然也包括那些曾经被自己的同志误杀，被战友泼上污秽，被首长扣上莫须有罪名者。这些千古奇冤、百年遗恨，也许可以原谅，“但重复历史的悲剧怎能原谅呢?”作家袁鹰先生禁不住诘问，“历史将怎样写下去?”这是一张试纸，世世代代的国人都会在这张试纸上显现出自己的本色。距《井冈雕塑园》背景事件四十年后，《清明祭》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组现代版“雕塑”，时空跨越近半个世

纪，但其悲剧的性质何其相似乃尔。《观众们，别上当!》写了两个真实版的故事，作家沙叶新所在的剧院在演出中，有的观众竟把舞台上的戏当做了真事，以至闹出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作品告诉人们，舞台上的道具是假的，效果是假的，连演员的感情都是假的，于是，作者提醒：观众们，别上当!此话蕴含丰富，其题旨深远。《死生的社会能见度》和《在三月七日怀想一位大学校长》是同一作家徐迅雷在一个月内创作的两篇杂文，前者通过《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的死生命运，提出“对人的处置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其信息显然也是不对称的，社会能见度是最低的，甚至是没有的”现象“必须审慎研究”，这是对人本思想的呐喊、呼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后者诉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长托马斯·杰斐逊的艰苦建校和科学管理的卓绝成就。这当然是这位年届七旬的“退休老头”人生最后的功绩。在此之前，他曾历任美国副总统和两届总统并起草了著名的《独立宣言》。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永垂青史的老人其自撰的墓志铭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葬于此。作品以饱含崇敬之情诉说了这位伟大人物的精神世界，其中一些细节十分感人。当然作者没有忘记对比我们的大学校长之政绩观诸如建造豪华的教学楼等，人们在这位令人怀念的老人面前，在高山仰止之同时，将会臧否些什么?

如果说常规杂文是通过逻辑推理、社会经验、历史教训来告诉读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那么非常规杂文则是通过某人某事某情某景让读者看到、感知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是由于这种情感的震撼力与理性穿透力的结合，才使非常规杂文崛起不久便吸引了如此庞大的读者群。

荒诞杂文在本书中约占五分之一强。荒诞杂文在杂文大家庭中原不是旺族，改革开放尤其是1988年《人民日报》“风华杯征文”启动后，开始逐渐被看好。此时，《杂文选刊》又大力扶持倡导，以刘征为代表的荒诞杂文创作方兴未艾，近年来已与常规、非常规杂文几近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仅读者群以几何级数递增。且创作荒诞杂文的作者也不断涌现。

荒诞杂文为什么如此受读者青睐?一是新奇，二是怪诞，三是其形象性，四是其可读性。本书选刘征先生五篇杂文，均可称之为荒诞。《“帮”式上纲法》说说唱唱；《雕蛇篇》似诗犹语录；《庄周买水》故事新编；《歪补<辕门斩子>》是元杂剧的路数；《某官诉状(杜撰曲)》自撰曲牌。看看，既不是传统杂文风格，又非散文随笔式流派。所以，1988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散文集杂文集评奖时，提出刘征杂文现象。并于1989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拙文《刘征的怪体杂文》，阐述其艺术特色并预言将有更多读者会成为其麾下追随者。邵燕祥的《公文选读》、瓜田的《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和朱铁志的《小官形象》、王蒙的《诬告有益论》等寓庄于谐、反话正说、构思巧妙、魅力有加。《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阿Q的诉讼状》、《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等借用文书体。使作品更鲜活更有趣儿，无疑增强了感染力。

陈丹燕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一篇炉火纯青的杰作。文化大革命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讲得透!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人已作古，他究竟想干什么?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体会，那便是“文革”实践的开始便走向发动和领导者预料相悖的绝路。所以，作家把“文革”进程比作一个盒子里面装一个较小些的盒子，打开一个盒子，披露一个说辞；又打开一个小些的盒子，又是另一个说辞。谁都不知道那个盒子的说辞是对还是错。说到底，“文革，这个谜是难以说清的。就像演出一场荒诞的魔术。就让它成为现代史的一个咒语和罪恶的符号罢。

荒诞杂文的勃兴和发展，对杂文是个嬗变，也是分蘖，是杂文家族派生出来的新支。此举无疑会吸引更多读者——杂文的艺苑将更广阔、更鲜艳。

六

杂文六十年，有艳阳，也有风雨，有春华秋实的丰年，也有颗粒无收之岁月。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正直的杂文作家无论是云诡波谲的政治气候还是熙来攘往的社会浊流，都没有使他们放弃批判的武器。因此，杂文的生命力一直自强不息地延续了下来。

是什么使杂文历经风雨而百折不挠，振衰起懦?

首先是社会、时代、民众的需要。宇宙问的万物几乎都不可逾越一个规律——用进废退。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伤风感冒甚至致命的疾患时有发生。没有社会医生将如何?不妨腹诽一下，假如共和国诞生后，杂文仍能像三十年代那样自由创作自由刊发，如同三十年来国家领导人宣布的那样，“只要不违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如此。还会积重难返，整风甫开始便像火上浇油立即在全国展开一场铺天盖地的鸣放吗?如果允许杂文自由问世，还能有反右派、大跃进等逆历史潮流的荒唐灾难吗?杂文，正是因为社会、时代和民众的需要，才能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其次是总有些良知未泯的杂文作家，忧国忧民，他们不能容忍时代倒退，不能容忍社会污秽，不能容忍专制不公，不能容忍贫穷愚昧，不能容忍折腾民众，不能容忍歪曲历史。如胡风，如聂绀弩等堪称民族脊梁者，甘冒被批斗、流放、坐牢之危险，也要坚持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

再次是杂文一直沿着其艺术规律发展、嬗变、分蘖，排除干扰，健康前行。宇宙间的任何事物均有其运行规律，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亦然。有人欲扼杀杂文，不过也只是短暂的“间歇”，一旦“解禁”犹似火山爆发，散兵游勇变成宏大的团队，一支独秀变成遍地开花。

事物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即使后三十年也有干扰，也有论争。“新基调杂文”论，就是企图扭转杂文健康发展的方向，将杂文拉向邪路的“系统工程”。此论发明人的三本小书的核心思想是必须彻底肃清鲁迅的“积习”和洗净鲁迅的“残余”。杂文作家严秀、谢云、邵燕祥、舒展、牧惠等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使其谬论终未得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9年一位颇俱“文革”遗风者抛出一篇《杂文也是石头》的文章，矛头指向几位著名杂文作家，那位“新基调”始作俑者当时掌握的一本杂文刊物也为虎作伥，欲掀起一波整人的浊浪。南京老杂文作家乐秀良当即发表《为杂文说几句话》，据理与之争辩，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明朗化，他们也只得偃旗息鼓。杂文的健康发展才没有受到干扰。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生态文化的跟进必将引发艺术风格流派的多姿多彩。将杂文分为常规、非常规和荒诞三类，不仅仅在知识洗牌中使其风格流派更规范，亦在知识谱系中利于治学持论，果如此，杂文的大视野、大容量、大情愫、大审美将与大读者群融汇到社会现实的所有角落。

杂文六十年的经验，我们择其要者总结三点，还应该取法乎上，找出其致命的遗憾。每个人至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个人不能改变其致命弱点。将严重影响、降低其人生质量。一个事物亦然，非彻底改变

其致命弱项，则无法生存。那么。杂文创作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呢?

我们也择其弱点三。其一是缺乏理论诠释、批评鉴赏。中国的小说、诗、散文、戏曲等都有其理论体系和批评体系，而杂文却没有，迄今，甚至连“杂文”的概念都无共识。七八十年前，瞿秋白的一句“杂文是文艺性政论”延用了半个多世纪，可是今天的杂文却无法与其对号入座。还有杂文的分类、杂文的文学性等等，不仅需要切中肯綮地探讨。更重要的是，杂文理论的乏善可陈，将无法推动杂文创作的发展、提高；杂文评论的缺位，对杂文作家的创作也便没有比较借鉴，这是杂文界念兹在兹且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二是不能忽略杂文作家的知识学养和品德修养两大库存。杂文作家虽然不都是思想家，但越是近于学者的杂文作家如唐伎、聂绀弩、胡风等，学养丰厚，站得高看得远，对社会的前瞻便无管窥蠡测之虞，而品德修养则是作品的精神支柱，没有高超的品德，很难创作出高品位的杂文；其三是尚应锻造一支宏大的杂文创作、杂文理论、杂文批评、杂文编辑团队。这支团队需要一个演练场，杂文创作杂文批评都需要园地，这些园地就是这个团队的演练场，而开辟这些园地，只能靠这支团队自己的努力。编辑家培养、扶掖作家，这是有先例的。曹禺的《雷雨》是经巴金亲自拍板刊发的；丁玲的处女作是编辑家叶圣陶签发的；当年河北省几位青年作家是编辑家孙犁先生发现扶掖起来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王蒙、邓友梅、李国文等青年作家的轰动文坛之作都与当年的《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的悉心栽培分不开。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冲破了部队中无反映腐败题材的樊篱。首发这篇小说的大型期刊《十月》的主编苏子曾说，她读到这篇作品时十分兴奋，多少年了，没有这样题材的文艺作品!当时有的同事很有顾虑，说部队题材作品只能歌颂，写矛盾也只能写一般的矛盾，而揭出司令员的儿子临阵开小差、司令员夫人恃权威胁部下太尖锐了。而这位女主编却认为，揭露、批判这种矛盾是促使部队更纯洁更健康：恰恰相反，掩盖这种腐败才是最危险的。她顶住种种压力终于刊发了。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是：好评如潮，从此开了描写部队种种现实矛盾的文艺作品之先河，影视、戏剧、小说纷纷涌现：一位编辑家放行一部小说，引出如此又多又好的新题材作品；一部小说成就了一位著名作家，这位作家后来又有振聋发聩的作品问世。目前。刊发杂文的报刊太少，报刊、出版社杂文编辑也势单力薄，显然，造就一批精悍的杂文编辑队伍是当务之急。

吉林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多部杂文集。对当代杂文事业做出很大贡献；本书责任编辑刘文辉女士热心杂文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之缺憾乃至错讹在所难免，诚挚地企盼作家、读者朋友不吝指教、批评。

2008年6月-2009年7月于长春

【选自刘成信、李君、王芳编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吉林人民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