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一名编辑，我的杂文写作，主要发表于该刊曾经的评论专栏“思考的表情”，以及目前的冰点社论栏目“事件观”。这种写作能够开始并继续到现在，主要应归功于整个冰点团队的集体思考。

就个人而言，我从高中开始阅读杂文，像很多人一样追慕鲁迅，并深深羡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等到自己开始写些东西时，已经进入对人生开始深思的阶段，由于职业关系，总见到世间的悲凉，从愤怒而逐渐冷静，并努力以一种温和的心态写作。我深信在邪恶之外，有更广大的人性力量，并致力于寻找这种力量。

我一直希望能创作出一种既有理性的深刻，又有感性之美的杂文作品；我想，除了逻辑和说理，也应该“有血有肉”，有故事，有文采；在不违背事实的基础上，杂文可以蕴藏悲喜。如果一定要有个概括，也许“冷笔热肠”这个前人的评价可以借用。

这样的写作，无论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国，还是在美国等地，都已有过许多实践，包括以张季鸾和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社论作者，堪称此种尝试的先驱和典范。张季鸾的《替国家求饶》，王芸生的《我们割麦子。收稻子》，乃至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系列战地评论，都是让人难忘的经典。我希望能把我的写作当成这些前辈们所作尝试的一种后学努力。事实上，在我的床头案头，一直摆着他们的作品，每每翻看，总觉得或唇齿留香，或热泪盈眶，深觉难以企及。这是我继续写作的动力，也是我超越的目标。

以上所讲这些用“特稿”的方式写杂文，用讲故事的方式写杂文，这是我在写作方式上的追求。但我想，杂文之根本，在于论者的心肠。对世事有何种洞见，对人生做什么思考。面对强势者和弱势者是什么立场，这些都是一个杂文作者应该仔细思考的。我的写作既有对国事的忧虑和衷肠，更有对平凡人和小人物命运的体谅。除了试图发现在实质上影响着这个国家的那些潜流，除了对恶行和丑闻进行彻底的鞭笞，我更试图发现那些被过于急促的时代脚步所抛弃的一些美好和温情的东西，并且相信这些植根于底层的属于小人物的命运更值得关注。

对小人物和底层命运的关怀，同样也是对生命的悲悯，或者说，是寻找和赞美人性在最极致处所表现的光辉。通常，我们很难在那些琐碎的故事和悲喜里而找到重大的意义，也无法将其描绘成多么宏伟的网景。然而，在平淡、普通甚至有些渺小的人生故事里，往往可以找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本质的性格，以及最持久的品质。须知，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中的一员，而正是这个不善于表达、很少发出自己声音的群体，往往坚持着这个社会的最普遍美德，他们的故事尽管并不轰轰烈烈，却通常“直指人心”，评论这些故事，是在对不公的鞭挞之外，同样不容忽视的任务。

相比之下，我较少关注那些已经引起社会巨大关注的事件，也较少参与已经成为群体愤怒的情绪中去。某种程度上，我个人和这样的群体情绪刻意保持着一些距离，冷静和有距离的观察，是我认为一个杂文作者应该尽力保持的素质。

作为杂文创作者，对事物保持独特的思考并不容易。如今，尽管公开表达渠道尚未完全公开，但网络等新媒体为人们对事件的评判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新闻往往在几天之后就变成旧闻。因此，如何在此时使自己的作品提供并非人云亦云的认知，显得很重要。思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独立的思考尤其如此。学会习惯性地对一些看似完满的评价进行审视和思索，往往能有新的收获；同时，我也努力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准备为已有的正确观点提供补充。

当然，我以为，独立的思考并不意味着一味求巧，而忽视比较有价值的思考方向或忽视直接的逻辑力量，而应该在独特和严肃之间，寻找平衡。

以上是我对自己杂文写作的简短总结。生在当下中国，且为杂文作者，可以说是沉重的。有太多不公需要怒斥，有太多不幸者需要体恤。不过，也正因此，我们的冷笔与热肠，才更有价值。愿与诸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