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 号

“糊涂”与“明白”是一对冤家，如影随形，相克相生。又常常互相换位，演绎出不少故事。

比如这“揣着明白装糊涂”即是一例。梅兰芳创演的京剧《宇宙锋》中的主角赵艳容，为抗秦二世纳她为妃，父亲赵高逼婚，不惜佯装疯癫，借机在金銮殿上痛骂佞臣昏君，居然如愿以偿。在赵高、秦二世眼里是真疯，在观众眼里则是装疯。梅大师惟妙惟肖的表演，塑造了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典型，令观众大快朵颐，对大千世界也又长了一分见识。赵女其实有点像鲁迅《狂人日记》中的那位狂人，头脑清醒着呢!而小说《红岩》中的地下党员华子良，装疯卖傻，蓬头垢面，喃喃自语，成天在监狱里跑圈，心里头却亮堂着呢!为骗过国民党特务的眼睛，不惜做一个清醒的“糊涂”者、“糊涂”的清醒人。

我上大学时，正赶上批反动学术文人的运动。在一个月只有两元助学金的拮据中，仍从旧书摊买下十八本一套的洋洋百万言的批判丛书，为紧跟形势，不落后于时代，手不释卷。可是翻遍十八本书中近千篇文章，竟找不到一篇反动学术文人的原文，顶多也就是批判者引出被批判者的一两段原文。其到底是如何“反动”，如何“与人民为敌”、“与历史为敌”，我心里仍然是一盆糨糊。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就只好如“矮子看戏”，跟着他人说短长，自觉做“学舌鹦鹉”。直到二十多年后，被批判者的著作在内地公开出版，有缘得以见到“原汁原味”，再加上读到季羡林等人的文章，才终于如梦初醒。这时才明白，当年那“明白”实在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自然那责任是不该全由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来负的。“文革”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迫于压力，公开场合跟着喊“打倒”、“万岁”之类的口号，举语录“表忠心”，也可算是又一种“揣着糊涂装明白”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

现如今，“揣着糊涂装明白”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事看来仍然不少。有的明明一清二楚，却偏偏要装聋作哑，讳莫如深，闪烁其词，神秘兮兮；也有的明明远未弄清，无法论定，却硬要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做理直气壮、毋庸置疑状。然而对于重事实、重历史，有阅历、有头脑的人们，真用得上郑板桥的那句经典话：“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一说有人有地地道道的火眼金睛，任你怎么天花乱坠、“义正词严”、铺天盖地、连篇累牍，还真难得让他糊涂；一说人有时候“糊涂”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不要什么时候都“洞若观火”、“透彻洞察”。有时“糊涂”一点，“阿O”一点，倒不失为自我解脱、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然而太多，太“大面积”，则未必不是一种圆滑，一种流弊，一种悲哀。有些事明明你知我知大家知，就是没人来捅穿那层窗户纸。捅窗户纸的人可是需要大智大勇的，你看，捅破“市场经济”窗户纸的顾准——今日备受尊崇的“吴市场”吴敬琏，今天看来，当年让他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绰绰有余的。跟道破皇帝身上什么新衣也没穿的那小孩一样，不肯“揣着明白装糊涂”，却要“揣着明白讲明白”，乃是一种较真，一种“迂腐”，一种“懵懂”，一种大无畏!

“糊涂”与“明白”，让这个世界多元，多彩，面对舞台“明白”、“糊涂”的各色剧目，人们以普通心态静观肃思，是大有兴味与大获教益的。

【原载2009年10月30日《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