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瑜

前不久的日本大选，看上去像是对民主制度的反讽。无论谁当选，似乎都是“家族生意”：鸠山由纪夫是前首相鸠山一郎的孙子，而麻生则是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孙。事实上，1994年之后的首相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福田都来自政治世家。日本本届议会则有38％的议员来自政治世家。

这种现象自然令人想起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民主是关于选拔优秀政治家的，那么这种看上去像是“贵族世袭”的政治岂不是对它的嘲讽?2000年，时年二十六岁的留学生小渊优子被从英国召回，一个几乎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凭什么立刻就当选日本众议员呢?就凭她爸爸是刚去世的首相小渊惠三?

世袭政治这个词用在日本身上也许并不确切。毕竟，这些人是选民自己选上去的。你可以抱怨选民“素质不高”，却不能说它违反了民意。但是被选上台，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公平上台。政治世家有选民基础、发达人脉、政党机器撑腰，筹款轻车熟路，都注定了这些世家后代在竞选中不可能和普通候选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无非是代表性、平等和优胜劣汰，但是38％的议员来自于名门望族，日本是否还能充分体现民主的这些核心价值，就需要打上问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族政治传统在亚洲格外吃香。欧美虽然也有肯尼迪、丘吉尔等政治世家，但权力代代相传显然没有亚洲“流行”：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的爸爸也曾是总理；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是苏加诺的女儿；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刚去世，其儿子就出来表示要竞选总统；印度的甘地家庭更是一个政治王朝……

但是，似乎也没必要因有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而彻底否定民主的真实性。子承父业并不是一个只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现象，成龙的儿子还是演员，沃尔玛是家族企业，阿里的女儿也曾进军拳击界……毕竟，一个家庭由于传统形成一定的职业路径依赖，使子女进入某个行业成本低，选择一条已经铺好的路去走，似乎无可厚非，法律也不可能明令禁止。另一方面，从选民的角度来说，一个家族姓氏就相当于一个“品牌”，而品牌本质上是信息浓缩的机制——与其在茫茫人海中搜索，不如根据品牌来节约信息过滤的成本。如果他爷爷、他爸爸干得还不赖，那就是他了，这和消费者爱买品牌产品有相似之处。况且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爷爷、爸爸也许可以为他上台助一臂之力，却不可能保他一路平安，安倍、福田、麻生的下场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是干得不好，你爷爷就是玉皇大帝也无济于事，这也是政治世家和真正世袭制的不同之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世家当道就一定会导致腐败丛生、民不聊生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日本在公共服务方面不菲的成绩。拿公共医疗服务来说，日本的全民医疗体系举世闻名，据说在日本买个香瓜可能要花三十美元，但看一次牙医却只需要二十美元。拿腐败来说，虽然日本政坛和任何民主国家一样，也时有腐败丑闻，但其腐败程度似乎却没有因为家族政治传统而格外突出：2008年世行统计日本人均GDP世界排名十八，国际透明度的清廉指数日本也是排名十八。又拿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来说，日本长期稳定在0，25左右，与北欧国家大致相当。远低于很多周边国家。38％的议员是“太子党”，却没有导致日本成为一个贫富高度悬殊的国家。相比之下，拉美很多国家拥有平民总统，却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突出的地区。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民主的真谛也许并不在于政治家的出身——一个出身显贵的政治家也可以很伟大，比如小罗斯福，比如丘吉尔；一个出身平民的政治家也可能很腐败，成克杰、胡长清等难道不是出身平民?能确保一个政治家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安倍不可能因为外公是前首相而安然度过内阁丑闻，福田也不可能因为爸爸是前首相而逃脱振兴经济不力的指责，制度大于出身，这才是良政的要旨。

【原载2009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