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晨

“今年2月初，河南两家驻京联络处联合购买了七百七十七瓶价值六十六万余元的‘贵州茅台酒。发现酒味不对后，他们将销售假酒的人员举报到工商部门。记者昨天获悉，经初步调查，西城工商分局确认这批茅台酒为假酒，并联合警方拘捕三名涉嫌销售假茅台酒的人员。”这段话是《京华时报》新闻《河南两驻京办花六十六万买假茅台酒酒味不对忙举报》的导语。

简单的百字导语，虽然对驻京办购酒之事惜墨如金，还是可以从中解读出许多信息。七百七十七瓶“贵州茅台酒”花费六十六万余元，每瓶单价至少为八百五十元，虽然算不上天价，却肯定不是寻常百姓的口中之物，恐怕只有驻京办联络处的高官们才有资格毫不心疼地“品酌畅饮”，其中的猫腻自不必说，驻京办到底是什么货色已经昭然若揭：两家驻京办一次就联合购买七百七十七瓶茅台酒，可见迎来送往的规模和频率之大之高；两家驻京办联合巨资购买，则表明这绝非个别现象，而是驻京办的普遍表现，公款吃喝挥金如土的“盛景”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假茅台酒被发现酒味不对的露馅过程也很耐人寻味，那些常饮茅台者舌上的味蕾和鼻中的嗅觉神经，在茅台酒的长期滋润下，一定是对高价正品茅台酒太熟悉太敏感太有感情了，否则怎么能在一闻一尝之间，就轻而易举地甄别出了酒的真假，而且与主管部门事后的技术检验结果一致呢？看来，这些“酒文化”的传承者，很有成为资深高档酒检验师的潜质啊！

可能正是因为上述解读，这条新闻虽然对两家驻京办购酒用途和发现假酒的过程语焉不详，正文全是工商、公安部门对制售假酒行为查处情况的报道，但该消息上网后，网民评论的焦点却忽略了制售假酒的行为，无一例外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驻京办，谴责、斥骂、讥讽甚至诅咒之声不绝于耳。制售假酒行为固然可恨应予取缔和惩处，但无意中揭开了驻京办种种内幕的冰山一角，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算是“功德一件”呢？

且不说对如今驻京办的诟病早已存在，也不说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驻京办时至今日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只说这则看似意在歌颂政府主管部门打假壮举的新闻，就再一次把政府派驻机构架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巨资买了假酒的“受害者”，非但没有得到一丝同情，却遭遇了一场民意围剿。个中原因，无非是公众对驻京办“跑部钱进”、奢侈浪费乃至贪污贿赂等行径的痛恨和截访维稳等行为的质疑所致。这种舆情反应如果是采写者始料不及的事，只能说采编人员缺乏社会敏感性。试想一下，如果把报道的重点放在驻京办购买茅台酒的用途、去向和购酒款项的来源、累计以及何人如何发现假酒的过程上，绝对会成为一把刺向驻京办的利剑，采写者没准儿就像“以一人之力，发全国关注，维护人民之生命健康，功莫大焉。虽一介书生，人民所以相承望者，能忍辱负重故，特英姿雄才耳”的简光洲揭开“毒奶粉”的黑盖子一样，极有可能成为数以万计的、年消耗费用超过一百亿元的各地驻京办的“终结者”，并因之成为受到公众拥戴的媒体英雄。

当然，采写者也可能十分清楚此事见诸媒体后会产生的强大冲击波，或许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使其无法进行深入的调查，或许是媒体行业的某种潜规则，使其无法做进一步的报道，囿于种种限制和压力，才不得已用交待新闻背景的方式，点到即止地公布了两地驻京办巨款买假酒的事实，把想象和评论的空间留给读者去揣摩，这可能才是这条新闻真正的新闻背景。如果是这样，采写者虽不失正直，却也引发了公众对新闻环境更深的忧虑。作为我们，只能期待法律和制度尽快健全起来，为舆论监督提供良好的保障和空间，更期待“简光洲第二”或无数个简光洲能站出来行“蝼蚁撼大象”之举，还原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代言中国传媒的良心，让公众早日真正地接近社会真相。

题图 ／ 给你那么多还去偷 ／ 张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