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磊

随着用“电刺激治疗”对网瘾少年进行强制性治疗被媒体接二连三地曝光之后，评论界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站在电击治疗的反面，认为强制治疗可能仅是成人世界自我解脱责任和不安的手段。显然，评论者大多以“孩子与家长”或“少年与成年”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理解此类事件。然而，在笔者看来，如果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现代性背景下反思，孩子被作为工业文明代表的“电脑”所迷惑，然后又被作为现代手段象征的“电击”所“拯救”，这其中的隐喻色彩极为浓厚。

杰出的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曾拍过一部著名的电影《发条橙》：以“小流氓”亚历克斯为头目的几个人，殴打无力还手的老人，手持长刀炫耀暴力，把毒品掺入牛奶中狂饮，最后甚至对老太痛下杀手。后来，“小流氓”头目亚历克斯被捕入狱。为了抑制越来越多的少年犯，监狱发明了一种名叫“路德维克疗法”的“厌恶疗法”。具体的疗法是，首先将亚历克斯的头与四肢牢牢固定，上下眼皮用夹子夹住，让其“随便怎样都闭不上眼睛”，在播放色情、暴力影片的时候，播放他喜爱的古典音乐，同时，给其注射生物制剂。在政府高超的技术治疗下，为非作歹的“小流氓”变成了见到暴力就自动躲让的“发条橙”，变得软弱到不能合理自卫。

极端的放纵让亚历克斯恶贯满盈，让网瘾少年蹉跎岁月，更让成年人胆战心惊。而极端的禁锢之后，虽然成年人得到了安全保障与心灵宽慰，但亚历克斯却无力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网瘾少年回家后则“沉默寡言、噩梦不断”。

如何在自由与控制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最大的难题。当我们相信人的自由意志，相信人们在自发秩序的缓慢演进中逐渐地走向良善，但我们有耐心去等吗?如果抱怨“一万年太久”，希望理性构建出符合人类理性的制度在朝夕之间就能化解社会难题，难道不是致命的自负吗?于是，我们是否该反思，当我们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人进行治疗，却没有足够的理性设计出制度去保证究竟谁该“享受”这样的治疗以及如何控制这样的治疗限度时，我们就必须非常审慎地节制手里的权力。

所以，亚历克斯所在监狱的教诲师首先向治疗手段提出了疑问：“问题是这种技术是否能真的使人向善。善是发自内心的，……善是选择出来的事物。当人不会选择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人了。”

我们不妨更加谦卑地对待手里的权力，把权利回归于“被拯救者”，让自由选择权带网瘾少年离开网戒中心，飞越权力妄为的疯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