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龙

《聂绀弩刑事档案》曝光以后，满城竟说告密郎。此前出版的《悔余日录》，作者冯亦代也公布了他在六十年代受命密告章伯钧等的日记。这两种告密虽然都是受命的行动，但是看来告聂者是迫于压力，告章者倒是自愿把自己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欣然从命的，所以可以算作告密I型和告密Ⅱ型。

对于中国读书界来说，今年也许是“告密曝光年”，以上两案在媒体上讨论得正热烈，加拿大那边又出版了一部新书：《告密——在北京寻求宽恕》，作者是三代世居加拿大的华裔记者黄明珍，把她三十多年前在大洋此岸的一桩“告密事件”再次曝光，而这一告密，又显然有别于告密I型和Ⅱ型。

居住在加拿大的纪红先生日前为此写了一篇专文，在网上广泛流传。据这篇题为《黄明珍的道歉》的文章介绍。十九岁的黄明珍为了寻根，于1972年来到中国，进入北大念中国历史。约略知道当时我国怎样搞“涉外”工作的人都不难想象，在举国处于“十年浩劫”的大环境里，少得可怜的留学生怎样被巧妙地“内外有别”地与外界隔绝起来，居然使他们在混乱中感到安乐，在恐怖中闻到友爱，在压迫中看到平等。“中国真是一个平等、和平和幸福的社会。”她想。

根据纪红的转述，这位“说得好听是单纯、善良，说得难听是头脑简单、轻信”的姑娘，终于卷进了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有一天，一个叫Yin Luoyi的中国女学生十分意外地来访。……Yin直截了当地告诉黄明珍说，她想到美国去，问她能不能帮帮忙。黄明珍很不理解，中国这么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喜欢这里，Yin为什么想到美国呢?她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但这不是要离开自己祖国的理由啊。她能上大学，在同龄人的中国人中，就是幸运儿，出国的想法就很不对头!于是她把Yin的请求报告给了校方。她想，学校应该教育教育Yin。当然她完全想不到，她的告密可能会给Yin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于是成了一个告密者，一个既非迫于高压、也非自愿献身于上层的告密者。她的告密完全出于对被告者的关怀，出于对一个信赖自己的朋友的责任，当然更是对“教育”学生有责的校方、对于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政府的高度信任。

所以，她回国以后干脆就把这事忘记了。直到多年以后她翻阅当年在北大的日记，才猛然——

看到她早就忘记的打小报告的记载。政治上大大成熟了的她，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觉得背叛了同学，弃同学于一种不可知的险境。顿时万分不安。即使当年是因为无知而为。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借口，她一定要向这位同学道歉。她决定带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返回中国，寻找这位同学。

她在北京终于打听到了Yin同学的“不可知的险境”：她不仅未能毕业，还被学校送到东北劳教去了。待她们两人终于见面以后，纪红记述：

Yin见到她后，一句话还没说，就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接下来，就是黄明珍诚恳的忏悔。

Yin笑了笑，说：“你不是惟一的告密者，我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别的同学，一共有二十四个人告了我。”

这个消息本来也是不难理解的。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也许还到大学，把向“组织上”反映同学的思想情绪，当作对同学的关心，当作自己义务者，大有人在。那二十三位同学也和黄明珍一样，都算好心的告密——告密Ⅲ型吧。

不过纪红继续记述：

她告诉Yin：“并没有谁让我这么做，我是主动自愿地去告你的。因为我，你遭了罪，为什么你还要拥抱我?”

Yin说：“因为你是惟一向我道歉的人。但我也不怪其他人，因为他们未必出于自愿，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

我呆呆地把这段对话看了好久，心乱如麻。难道我好不容易归纳出的这个“告密Ⅲ型”，就只适合一个人，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