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葵

一段难忘的对话

2009年1月，为了调查羌族山寨的受害状况，我到了号称“云朵上的村庄”的汶川县映秀镇萝卜寨。这次地震摧毁了这个羌族村寨全村的房屋，有数十位村民遇难。笔者在调查时，问到一个小学生地震时的反应，他说：“地震时我正在操场上玩耍，因为突然刮了大风，而且有轰隆隆的响声，像打雷一样。我吓得撒腿就往教室里跑，后来老师叫住了我。”

听到这个孩子的回答，我当时惊呆了。地震时，他本来在安全的地方，却往最危险的地方去。是什么导致他采取这种近似于自杀的行动?

谈话在继续。“你爸爸、妈妈、老人和你说过地震的事情吗?”“没有。”“在学校，老师和你们说过吗?”“没有?”“下次如果发生地震，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沉默半响)听老师的。”

听老师的，可是万一遇到个像范跑跑那样的老师，又该怎么办?

家里人没说过，老师也没说过，孩子当然没有防震的知识。刮大风、打雷倒都是常常遇见的，难怪孩子会往屋里跑。

是这里没有发生过地震吗?

翻开地方志和历史资料，可知茂县汶川一带发生的地震，在二十世纪就有九次之多，特别是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震级都达到七级以上。县志中是有记录的，但是乡村学校的小学生，去翻看县志的几率能有多大呢?

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有记录，但是没有记忆。

如何记忆和记忆什么

说到地震记录，我们不妨从唐山地震谈起。在那个时代，灾害记录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事情。在唐山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没有介绍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和影响范围，只有概括性的陈述：“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报道的重点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受灾的状况，直到三年之后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首次披露：死亡二十四万多人。

当时对地震的介绍，绝少提及灾害的损失。震区各级干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通常使用的语言有：“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我们以大批判开路，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惟生产力论和物质基础论，促进了抗震救灾”，“感谢毛主席，感谢解放军，让咱们唐山人民吃上了‘友谊米，喝上了‘感情水，穿上了‘风格衣”。

由于这种报道和叙述的重点不是“灾害”，而是“救灾”，我们很难通过这些记录得到有关地震发生时的受害状况，也无法全方位地了解人们对地震反应的信息，因而也就无法总结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

汶川大地震后，“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被彻底改变。媒体全方位的及时报道，使全世界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灾区的情况，对抗震救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和唐山地震时代不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充满了感人的故事和令人心碎的记录。这些报道对于打动读者的心灵，唤起同情，扩大支援的规模，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文章的寿命通常是不长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伤和激情肯定会慢慢弱化以致消散。2008年夏天的成都，书店里用专柜出售大量关于汶川地震和抗震救灾的书籍杂志。但是，时隔一年的今天，恐怕很少再有人去购买和阅读这些书了。

看看日本是怎么记忆地震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记录和记忆呢?我们来看看日本。为了把1995年1月发生的阪神大地震的教训传诸后世，当年lO月，日本兵库县开始了大规模的震灾资料的调查，先后共收集了当时使用过的传单、张贴物、笔记、照片、在避难所使用的实物等第一手资料十六万件。2002年4月建成的地震纪念馆公开展示了这些资料。这个纪念馆里收集了上千名受灾者的体验录像，参观者可以在这里观看受灾者讲述的震灾体验。馆里还收集了世界各地关于地震研究的资料，供研究者免费使用。此外调查人员对受灾者的跟踪调查持续了十年，将访谈记录结集出版。

仅仅有资料和数据还不够，在阪神大地震灾区，各处都有殉难者的纪念碑，据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二百三十六处。这些纪念碑遍及学校、社区、工厂、车站等公共空间，时刻提醒着人们别忘记那悲惨的一页。每年1月17目的地震纪念日，市民团体还组织步行祭拜纪念碑的活动。殉难者的亲人朋友一起行进，共同缅怀逝去的亲人，互相安慰破碎的心灵。

这些纪念物和定期举行的活动，缓解了受灾者的精神创伤。也使整个社会不断地被唤起对灾害的记忆，避免随着时间的流逝，灾害的记忆被“风化”、被遗忘。

灾害的“文化化”

无论人类文明多么进步，我们终究无法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近几十年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和地质滑坡等，大多是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但从反面说，灾害往往成为人类进步的推动器。日本学者藏持不三提出了灾害的“文化化”的视角。黑死病夺去了欧洲近三亿人的性命，但在和黑死病对抗的过程中，人类发明了检疫制度，确立了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焚烧的制度体系，形成了公共垃圾箱的设置，公共浴场的建立等公共卫生的种种规范，防疫医学的概念也由此产生。

这次汶川地震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地震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种种变化，人与人互助意识的提高，民间志愿者空前活跃。地方对口援建产生的对国家认同的直接体验，重建时对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防震标准的提高等，都是通过在同灾害抗争的过程中社会进步的标志。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不单纯是悲伤和牺牲，它同时意味着变革和创造。

为了忘却的记忆

2008年8月，在书店震灾书籍专柜上，笔者发现了两本和汶川无关却和地震有关的书，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和汶川地震书籍的“感动、震撼”的基调相比，它的笔触则显得冷静、平淡。唐山、天津、北京的六十一位地震亲历者讲述了自己受灾、获救的经过和自己后来的生活经历。淡淡的哀愁、深沉的思考是贯穿全书的脉络，救灾和感恩不再是地震记忆的惟一视角，人们开始深入思考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和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地震对个人人生的影响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等深层次问题。

另一本是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可以说是惟一能称得上全方位记录唐山大地震的作品。钱钢把大量个人的体验和科学的统计结合起来把唐山地震的全貌展现了出来。作者没有把“唐山大地震”仅仅作为一个特殊的突发事件来处理，而是把地震作为人类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来讨论当时的唐山和中国。它不但有铭记死亡、警示社会为今后的防灾减灾提供借鉴的作用。而且会促进有关地震的社会记忆的积累，提高整个社会传承的持续性，防止灾害记忆的风化和消失。

我们期待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的有关汶川地震的真正记录早日出现，惟有如此，“不要忘记过去”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汶川地震才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共同记忆。

一位西方哲人曾说：没有一个农人会因贪恋田园风景而放弃耕作，也没有一个牧人会因观赏落日的绚烂而忘记回家。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受灾者会永远沉迷在悲哀和感动中忘记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会把一切拉回到原来的轨道。在灾区，地震的痕迹将一点一点消失，时间会让一切记忆模糊，但是，下面的新闻再一次让我们警醒。

1998年3月26日夜，日本神户市中央区第七临时住宅所，一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孤身一人死去。至此，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以来三年，这种“孤独死”的人数达到二百人。

2009年4月2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于凌晨两点左右，在家中自缢身亡。据说，这是汶川地震后自杀的第三位干部。

地震过去了，但是它还在杀人。

从唐山到汶川，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记录这段历史，把千百万个人的体验、经历记录下来，并转换成我们民族的记忆。这是我们对后代的使命，也和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灾害并不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它而发生”。